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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农二代”就业状况调查
来源:ifengcity   发布时间:2012-6-27  阅读:12994

城市梦的诱惑与代价

内地“农二代”就业状况调查

□ 记者 司马文宇

“农二代”们向往城市的生活状态,希望融入城市,站住脚,安家落户,但从文化层面还是从社会资源层面分析,城市的阶层化竞争必然形成对农二代的排斥。与此同时,农村人口的大量向城市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内在矛盾越来越大。

 

 

随着我国迈入城市化的快车道,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据统计,至2011年初中国农村实际务农人员仅约1亿人,一部分农民以个体户等身份从事非务农事业,剩下很大一部分则以“农二代”的身份,作为城市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遍布在各个领域。

“农一代”是以家乡为参照物,赚钱的目的是回老家盖房子;“农二代”却以城市为参照物,赚钱后的目的不再是回老家盖房子,而是为了能在城市里找到更好的出路。城中的“农二代”,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或因为家境殷实(如父辈为成功创业的农民),或接受过高等教育并通过个人努力,脱离了农村,由“农民的儿子”成功变身为城市的一分子甚至中坚力量,典型案例如潘石屹、任正非等人;第二类,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由于种种原因,或就业状况不理想,或处在半失业甚至失业状态,虽然状况比农民工好一些,但是无法在城市中很好地立足,同时又不想回乡务农,如蜗居在北上广的不少蚁族;第三类,仅完成甚至没有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便进城打工,从事着不少城市人不愿意从事的行业,如建筑工人、工厂底层工人、服务行业杂工等等,被统称为农民工。 

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打拼的过程中,第二类和第三类“农二代”,总是因为“人穷志短”,遭遇着各种冷落和漠视。因为不稳定、不长久、身份缺失,很多人迷失在城市梦中……

 

无根的“农二代”

“农二代”没有土地,一部分是因为进城,另一部分是因为土地流转。随着农村土地实现流转及规模经营以来,没有土地的“农二代”这一特殊的群体便不断壮大。无论是生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还是90年代,他们都正当盛年,而中国社会仍处在转型期,贫富差距悬殊,信息时代的来临让他们看过了天上飞的,自然不愿意继续在地上爬,于是他们再也不安于守着几亩薄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度日,大多数人都为着利益的最大化奔向了城镇,急于寻找机会和出路。

“农二代”们向往城市的生活状态,希望融入城市,站住脚,安家落户,但从文化层面或从社会资源层面分析,城市的阶层化竞争必然形成对农二代的排斥。与此同时,农村人口的大量向城市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内在矛盾越来越大。杨锦麟就曾经评论:目前,中国社会上的机会越来越少,低收入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跃升为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跃升为富有阶层的机会越发困难,高等教育再也无法促进社会阶层流动,蚁族、蜗居、农民工、二代农民工与官二代,隐性世袭现象形成悬殊反差。

 

“农二代”在经历什么?

程即来,男,24岁,家在陕西省镇安县张家乡营胜村,现就读于西安某专科学校,图片故事《看着父亲离世》当事人……

戴翠芬,女,21岁,初中毕业,家在云南红河州蒙自县一个不知名的贫穷村庄,16岁离开老家投奔在浙江成家的姐姐,之后做过电子厂装配工、玩具厂缝纫工、化学厂操作工等等,现职为浙江温州市纺织厂车工……

吴明,男,18岁,家在福建周宁县某村,15岁辍学后在家中游荡了2年多,去年跟随父母至南京打工,一开始在火锅店当服务员,现在一家小理发店做洗头小弟……

以上人名与信息,来自记者的采访名单。

他们是典型的“农二代”:生在农村,成年后由于就学、工作等原因,活动范围集中在城镇;他们不同于父辈,虽同为农民,但没有了土地,其中有个别人甚至五谷不分。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不甘心面朝黄土背朝天,远离了父辈的农村文化,却没有真正融入城市。

他们全部不会干农活,自认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除仍在校园内的程即来外,另外两人都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进城务工,全都多次更换工作,无论是工作、爱情、友情,他们皆拼命追寻,企求在陌生的城市中拥有一片自己的立足之地,可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结果。在城中的日子,他们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但是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还在向前走……

 

“农二代”大学生面临的难题

营胜村属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张家乡辖下,它距离商洛市区200多公里,驾车的最短路程也要两个半小时左右。平日,营胜村的村民们进城都要在村边的乡路上三五成群地等乡村巴士。心理上的距离更远,以致平日里上城的村民偶遇其他村民,言谈之间就往往像是要远赴异乡。一个问:“上哪去?”另一个就答:“上商洛。”好像营胜村就不是商洛市管辖似的。

从本村一路驱车通往市区,在沿途的你可以同时看到中国城市化给农村和城市带来的极端差距。营胜村中,农地冷清,村落中鲜有光鲜亮丽的屋子,仅有的几个小工厂,破败的厂房无声地诉说着这里既缺少投资又缺少利润。而市区中的景象则完全是另一番天地。随处可见的规划公示图,一个个正在崛起建设的工地,彰显着地方政府炽热的建设欲望和大量的资金投入。同在商洛,但市区与本村的差距,犹如世界的两极,200多公里的路程从寒冬直通盛夏。说起来,即便是在最新版的商洛市地图上,仍然找不到营胜村这个穷乡僻壤的身影,因为渺小的它并未被容纳到整张大图里。

程即来的家就在这个偏远的小村子里。去年12月,父亲程仪兴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这一消息对整个程家犹如惊天霹雳。56岁的程仪兴早年丧妻,靠着那双干农活的手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眼看着两个女儿嫁人了,儿子也考上了大学,他和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女人组建了新家庭。不料,正在崭新的生活近在眼前之时,病魔却要夺走他的生命。

2012年3月27日,这位苦难了一辈子的父亲还是离开了人世。“盖厨房还欠别人6000元,俺娃一定要还,一定要照顾好你妈(继母),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是程仪兴留给程即来最后的遗言。

父亲的突然离世,给程即来留下的是3万多元的债务,和“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痛,照顾父亲的那段时间,他还落下了近3个月的功课,也没赶上计算机等级考试。目前,他正在奋力追赶之前落下的功课,同时还要勤工俭学,为自己积攒学费、偿还债务。大学,是这个从贫困农村出来的青年圆城市梦的唯一方法。

“毕业后,你会回家乡还是留在城里?”

“我想还是会留在城里。”

“为什么呢?”

“城里有更多的机会,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公共资源……”

“为了留在城里,你甘愿付出什么代价呢?”

“我的青春。”

“明年就要毕业了,你有把握吗?”

“毕业后工作就是难题。”

这是记者与程即来的对话选摘。在和记者的几次沟通中,这个外表瘦弱内心却比同龄人强大的年轻人,屡次重复“毕业后工作就是难题”这句话。在这些语言的背后,记者看到的是他对城市生活的无限憧憬,前途未卜的一丝不安,以及为未来和理想搏动的心脏。

无论是他的父亲程仪兴所代表的“农一代”,还是他所代表的“农二代”,虽然从土地情结跨越到了城市情结,但是他们所共有的是本能地对于自己生命的尊重。他们努力让自己活着,活得更好。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对于生命的尊重依然在两代人之间延续着。为了这,“农一代”任劳任怨地在土地里耕耘了一辈子,“农二代”心甘情愿地在城市中燃烧自己的青春。

 

纺织厂打工妹的高富帅梦想

每周一天的假期,戴翠芬都喜欢往城里跑,逛街、追星,用自己的苹果手机记录着自己的生活,同时不忘随时随地上传微博,尽管那个手机是她花1500块钱买的山寨货。

她所在的浙江温州市,有数不胜数的大小工厂,是中国农民工集聚地之一,每年众多农民工从全国各地涌向这个弹丸之地。“大量招男女普工”的标语满大街都是,对于刚来从农村来城市掘金的年轻人来说,是希望之光。

从16岁投奔在浙江成家的姐姐、姐夫以来,戴翠芬已经不记得自己换了多少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姐夫帮忙介绍的电子厂,那时候我刚来这里,看到什么厂就进什么厂,根本不具备选择能力”。

工作了半年后,戴翠芬遇到了第一个颇有好感的男孩,巧合的是两人还是老乡,“不过工厂的组长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一旦恋爱就会影响工作效率,居然想尽一切办法不让我们走得很近,本来我们在一条生产线,最后因为这种莫名奇妙的理由被分开了”。年轻气盛的她一时逆反心理作祟,便辞了那份工作。

之后她在餐厅端过盘子,做过街边服装店的营业员,还想过跟姐姐姐夫借钱自己开店,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作罢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每份工作都做不长,总觉得这种生活跟我想的不一样!”但当记者问起她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时,她自己也回答不出来。

戴翠芬的家乡近几年因缺水逐渐受到了关注,但现在的她对那里完全没有眷恋。已故的父亲和健在的母亲一辈子务农,从来没有走出过红河市。目前60多岁的母亲名义上跟哥哥、嫂子住在一起,“其实哥哥嫂子也在县里打工,我妈妈更多的时候只是在帮他们照顾4岁的孩子。”而戴翠芬姐妹俩,一两年才回去一次,在老家呆的时间也不超过10天。

她目前的工作,每月工资底薪1500元+打分提成,分早中晚班,每隔3天轮换一次。早班早晨7:30起床洗脸刷牙,吃过早餐到工厂刚好8点半,拿着工作证刷卡进车间。待组长分配任务后,开始一天的“拉布”工作,晚上5点半下班,中午有1个小时的午餐时间。“食堂吃饭是免费的,不过菜多肉少。”按照工厂规定,中班时间从下午2点半到晚上11点半,夜班则是从晚上10点半到早上7点半,有的时候需要加班,加班费5元/小时,不加班者按旷工处理。

21岁的戴翠芬至今没有谈过正式的恋爱,对于爱情的了解皆来自言情小说和偶像剧集,“我很喜欢《城市猎人》的男主角,也很喜欢吴尊,不过最喜欢的还是《一帘幽梦》里的费云帆,如果能够和那样的男人结婚就好了!”

 

洗头小弟的迷茫人生

在南京鼓楼区西桥老街边上的一个不大的理发店里,吴明热火朝天地跟理发店里的女客人套路式地聊着天。身形瘦小的他,穿着紧身牛仔裤,一头精心打理过的黄色的偏分发型,是南京发廊小弟的标致装扮。操着带点南京腔的普通话,跟客人熟练的寒暄,并时不时地推销着店里的新美发套餐。

吴明的老家在福建周宁县的一个偏远的小村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上世纪末,父母外出打工,还在上学的吴明就肆无忌惮了。与村子里游手好闲的人混在一起,初中没有念完就辍学了,那一年他15岁。在村里闲荡了2年多后,来南京跟爸妈一起过上了打工的日子。

父母没念过什么书,竞争残酷的城市中,只能早出晚归卖早点和煎饼来维持生计。闲惯了的吴明吃不来那苦,父母就托老乡在一家连锁火锅店里给他找了份端盘子的工作。一边感受着大城市的繁华喧嚣,一边体验着生活的艰辛,吴明每天按部就班地在火锅店里往复于大堂与厨房间。直到他将一锅热汤撒到了一个吃饭的男人身上,这种往复的日子也就在老板的拳脚相加中结束了。再后来,吴明再次无所事事了一段时间。

3个月前,朋友介绍他来这家洗头店做学徒工。最初的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不羁,为形形色色的客人洗头吹风,他还有些别扭。每天为客人洗头洗到手肿,还要有眼力地帮理发师递随手用的工具。

不过这次的他好像成熟了一些,起码不再那么好高骛远了。店里正式的理发师,月薪都能有三四千块,作为学徒的吴明,每个月只能勉强保持在南京市最低工资水平。“我现在拿一千多,店里还包我吃饭,比我以前在火锅店里打工还轻松。”

和吴明聊天感觉他天马行空什么都说,但问起将来想怎么样,他总是有些烦躁地以“就这样混混呗”来结束这个话题。但有一点他说,不愿再回老家了,想把爷爷奶奶也接到城里来,不说什么时候,也说不准什么时候。

 

“农二代”的出路在哪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输出了亿万廉价劳动力,贡献了大量便宜的土地资源,可以说没有农村的付出,就没有如今如火如荼的中国城市化。在推动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奇迹30多年后,中国农民理性的扩张释放出的强大力量,面临着新的挑战。

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农二代”多数是家里的独生子女,成长环境比父母优越,因而长大后走出农村、走向城市的发展冲动很强烈,而轻视“泥腿子”的旧思想越发地根深蒂固,这样看来,真正的种田人将会少之又少,推论下去,农村的土地抛荒现象将逐渐逐渐严重。而“农二代”的尴尬地位、处境和心理,不仅影响着其自身,还影响着他们的家庭,从长远看,更影响着整个中国的城市化。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空巢老人等问题也随着农村青壮劳动力的流动越来越严重;另外,大量的“农二代”涌入城市,对城市的容纳量也构成巨大的挑战,将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诸如吃、住、就业、盗窃、暴力犯罪等)。

最需要担忧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以后的“农二代”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没人愿意种田,在不久的将来,谁来供应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粮食?

 

一个农业县的欲望样本

□ 特约撰稿员 何树青

他们的欲望冠亚军是“朋友遍天下”和“环游全世界”,“一夜情”无人选择。17名被调查者中,16人最想在早晨5点至7点之间起床,只有1人选择随心所欲。他们要花去至少两个月的“理想”月收入,才能买到他们“欲望”中的名表。

 

新干县是江西一个农业县,30万人在2004年创造的1.6亿元县财政收入,不够某些富豪买一幢豪宅。据说全县居民存款已近20个亿,2004年县里成功“引诱”8.6亿民间资金创业办厂。“林海、粮仓、盐田、橘乡”的声名只限于方圆几百里,商代“长江中游青铜王国”的考古发现,已落实为投资500万元的青铜博物馆,志在融入井冈山旅游圈,但并未带来预期中的旅游效益。

县治所在地是金川镇,县城的居民由县里的企事业单位人员、镇里的农民和部分生意人构成。近十年来,旧广场建起了宾馆和商场,活水湖填了变成拥有喷泉和草坪的新广场,但县城还是一如既往的小,居民生活一如既往的平静。县有线电视台的自办节目有每期10分钟的本县新闻,每天重播3次,连放一周;全县城的报刊亭有6家,大家感觉太多了;大众娱乐等于舞厅加录像厅加牌局加夜市;小而化之的婚纱摄影店流行;月收入1000元在这里可以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大家的八卦内容是大龄未婚女青年、大名鼎鼎的痞子、热门电视剧和一些领导人的裙带关系。这个县的最高楼只有七八层,这里没见过9层的房子,没人听说过本县有电梯。

笔者对这个农业县的6户家庭成员进行了欲望调查。

1号家庭:父亲39岁/医生/大专;母亲37岁/教师/大专;女儿10岁/学生/小学三年级。

2号家庭:父亲59岁/农民/月收入600元/中专;母亲55岁/农民/月收入300元/小学;小女儿30岁/售货员/月收入300元/高中。

3号家庭:大女儿32岁/家庭妇女/初中;二女儿31岁/家庭妇女/小学;大儿子27岁/农民/初中。

4号家庭:丈夫34岁/教师/月收入1000元/大学本科;妻子30岁/个体工商户/高中;

5号家庭:父亲58岁/公务员/月收入1300元/大专;母亲55岁/干部/月收入900元/大专;女儿25岁/事业单位/月收入900元/大专。

6号家庭:父亲39岁/公务员/研究生;母亲38岁/县委干部/大专;儿子16岁/学生/高中。

 

你最想在哪个城市工作?

你最想在哪个城市工作?17名被调查者中,7人选择了北京,3人选择了上海,各有1人选择了青岛、厦门、杭州。你眼中最有欲望的城市是哪个?7人选择了北京,3人选择了上海,3人选择了深圳,2人选择了新干。你最想移民到哪个国家?9人选择了不想移民或没想过,3人选择了美国,各有1人选择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和新加坡。你最想度假的地方?4人选择了江西庐山,2人选择了澳大利亚,各有1人选择了北京、内蒙古、西藏、云南、青岛、沈阳和世外桃源。

到浙江义乌考察归来的人说,本县比义乌落后20年。

极少有大学生愿意毕业分配回本县,连小学、中学毕业的年轻人都争相跑到广东、福建、浙江去打工,即使在大城市中举步维艰,而在县城的家中一应俱全,即使他们深爱在本县生活了一辈子的父母,对培养了自己的中学和老师仍然有感情。

北京在县里是知名度最高的城市,全家旅游和单位集体旅游如果是去北京的话,大家都会很雀跃。如果一个人的儿子在北京读大学,他的父母说话就可以很大声,别人会佩服地说“哦,北京大学,好啊”。

通过看电视,其他城市和国家也进入新干人的视野。因为地处内地,他们对靠海的城市和边疆有憧憬;因为自觉落后,他们对发达城市和发达国家有向往。但大多数人都明白这辈子恐怕是难以离开新干外出发展了。

 

月收入及最理想的月收入?

你最理想的月收入是多少?17名被调查者中,10人的欲望值在800元到1500元之间,2人的欲望值是2000元,4人的欲望值在3000元到6000元之间,只有1人的欲望值是1万元。

据说新干县县长的硬工资是1300元,副县长一千零几十元,镇长的工资是七八百元。县里公务员的账面上的月收入基本在1000元以下,听说公安局也有不按时发工资的“机会”。商场柜台售货员的月收入也就300元。

2005年开始,江西省免除了农业税,增加了水稻种植补贴(10元/亩)。但县城所在的金川镇的农民基本没田了,要么征地了,要么荒掉了。以种菜为生的农民夫妻一年收入可达1万元,多的也有1.5万。在县城,碰上摆满月酒、过生日、结婚等喜事,宾朋的礼金每人送20元、40元、60元不等,送100元已经很体面了。

 

你最想每天几点起床?

17名被调查者中,7人选择的是7点钟,4人选择的是6点半,3人选择的是6点,各有一人选择5点、5点半和随心所欲。

新干县民风淳朴,居民普遍勤快而自律,睡到“太阳晒屁股”的事很少在成年人中发生。县城企事业单位的居民一般8点上班,还有超市更早开门;为此他们要在五六点起床,甚至更早,洗衣服,扫地,做早餐,哄小孩吃饭。超市最晚会在晚上9:30关门,晚上10点,基本过着两点一线生活的县城居民几乎都要睡了。

而新干县城标准的菜农作息表如下:半夜两三点到菜地去摘菜,要洗、要整理、要摘掉黄叶、要捆扎,一直忙到6点;然后挑着一担七八十斤到一百斤不等的菜到街上去卖,部分卖给菜贩子,部分零卖,要卖两个小时直到8点;然后挑着空担子走路回家吃饭,吃半个小时,再挑着尿桶去运肥,在菜地里浇水施肥。中午12点收工,回家吃饭;午饭后基本午休到下午3点半,然后去菜地挖地、松土、除草、种菜,干到晚上7点半、8点或8点半不等。回家洗澡、吃饭,看会儿电视,10点睡觉——晚上只睡4个多小时,几乎日日如此。

 

你最想每周有几次娱乐生活?

17名被调查者中,7人是没想过,4人选择2次,3人选择3次,各有1人选择1次、4次和7次。

对于没有酒吧、没有看电影的风气、没有街可久逛的县城而言,居民最常规的夜生活是看电视。在每月交了15元有线电视费后,县城的电视可以收到29个台,其中新干台1个,吉安台2个,江西省台6个,央视台9个,还有广东、浙江、福建、湖南等省级卫视。

当然,街上还是有夜市摊档和茶座的。在茶座里,一碟瓜子4元,一壶碧螺春十多元,加水不要钱,一曲卡拉OK3元。年轻人已经不去图书馆了,他们上网吧,那里花1.5元到2元就能泡一个小时,看电影、打游戏、聊QQ都行。当然,少数人也打牌赌着玩。

 

你最想买哪个牌子的衣服?

17名被调查者中,14人表示没想过或无所谓,各有一人选择“小青蛙”、“罗蒙”和“棉布衣服”。这与“你每周逛几次名牌店?”的调查中,11人选择0次、4人选择逛1次、2人选择逛2次形成比较一致的对应。

2004年,新干县开了好几十家西服、皮衣和皮鞋的品牌专卖店,有柒牌、七匹狼、利郎、苹果、爱登堡等。时髦的年轻人会吹嘘自己花2000元买了一身衣服和一双皮鞋。大多数人是不认牌子的,他们更讲款式和质地。2004年县城流行女士高筒靴,一双假皮的从30元到六七十元不等,好的要二三百元。

 

你最想整容身体的那个部位?

17名被调查者中,7人表示没想过或不想整容,5人选择整容脸部,3人选择整容胸腹部,各有1人选择鼻子和身高。

县城有30多家美容院,所有居民都觉得很多了。有的美容院会做隆鼻、割双眼皮等手术,但整容在县里绝不是一件可以张扬的事情。更多人理直气壮地光顾发廊(全县城的发廊都是真正理发的),剃头3元,干洗头10到15元,年轻人也敢花二三百元来烫发和染发。

 

你最想拥有什么品牌的车?

17名被调查者中,8人说自己没想过,3人要“奔驰”,各有1人选择广本、别克、丰田、林肯、奥迪和“性能最优”。

新干在吉安地区十多个县中的一个口碑是“车多”摩托车。年轻人基本买的是四五千元的钱江、隆鑫、劲鑫、天马等牌子,然后聚在一起攀交流谁的摩托和手机好。新干的手机正在换代,普屏改彩屏,改带摄像头的。一般都花一两千块买手机。

2004年,新干县新增汽车474辆。生意人有花三四十万买小车的,从广场到十字街,路边划出了停车位,免费停车。出租车也有了,普桑、昌河面包车。公交车也有了十多部中巴。分1路和2路,各收1元钱。最方便还要算六百多部拐的,走遍县城只收一两元钱。

 

你最想戴价值多少钱的名表?

17名被调查者中,7人的回答是“没想过”,另7人的选择分别是“实用”、“不戴”和100元,各有一人的回答是1000元、5000元和“2万元劳力士”。其中,想戴5000元名表的人欲望中的理想月收入是2000元,想戴2万元名表的人欲望中的理想月收入是1万元,他们要花去至少两个月的理想月收入,才能买到他们欲望中的名表。

新干人不讲究戴表,讲究的是抽烟和喝酒。差的抽1.6元的南方,好一点的抽2.5元的天宝,再就是4元的庐山,单位上的人抽11元的金圣的多。白酒流行喝樟树的四特、安徽的金六福酒和赣州的章贡王,最便宜的四特酒五六元,最贵的斯特酒要七八十元,一般大家都喝11元那种。啤酒流行喝惠泉啤酒、吉安啤酒、南昌啤酒和珠江啤酒。其中,吉安啤酒每扎(10瓶)卖13元。县城里有上百间酒家,以本地土菜为主。在北门宾馆,花200元就能点上一桌菜(22个碗)。

 

你最想得到爱人的什么承诺?

17名被调查者中,6人此项空缺,3人填的是“白头偕老”,各有2人填“一生一世”、“忠贞不二”和“永远爱我”,各有1人填“我爱你”和“理解”。

在新干县离婚,全县城的人都会知道。因为生活平静而安稳,很少人离婚或出轨。与这项调查相对应的“你最想拥有的性伴侣人数”调查,结果是10个人选择不回答,6个人选择“1个”,1人的答案是“韩信点兵”。

 

你现在最大的欲望是什么?

17名被调查者对21项欲望的票选中,“朋友遍天下”以14票荣登第一欲望,第二欲望是11票的“环游全世界”,第三欲望是并列9票的“更多的钱”和“变漂亮”,之后是8票的“博览群书”。21项欲望中只有一项欲望无人光顾“一夜情”。

与物质欲望相比,新干县城的居民更渴望接触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他们享受生活而不求奢华,追求时尚但顾及实际,勤劳而寡金,认命而不知足。在“中部崛起”的时代背景中,他们愿意接受改变。

(作者为内地资深媒体人)

 

 

打破“农二代”的发展瓶颈

□ 特约撰稿员 南桥

发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几十年下来,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比如80后农民子女的上学,购房和定居,以及长期的发展机遇等。“农二代”、“贫二代”的发展困境问题,近来引起了不少关注。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发展的困境?

随着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很多外国人跑到中国“淘金”,寻找“中国梦”。但是这个“中国梦”,对于中国的大部分人口来说,是不是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到了春运期间那种大规模的流动。

每年春运,成千上万的民工在全国各地返乡,或者离开家乡出去谋生。这样的人潮,如血液,流动在各交通渠道形成的动脉里。在人潮中,也有不少离开农村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涌现于各地人才市场,寻找机会。

人们背井离乡,无非都是在寻找机会,自己和下一代生活得更好。不过,不是所有的流动都是发展。发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几十年下来,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比如80后农民子女的上学,购房和定居,以及长期的发展机遇等。“农二代”、“贫二代”的发展困境问题,近来引起了不少关注。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发展的困境?

 

农民工的儿子还是农民工?

有句老话,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们把这种起点的不一致,笼统地归结为命运。细想起来,其实是和机遇平等、个人心态诸多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总的说来,这种发展的停滞,可归结到社会环境制约的社会流动性和个人主观上的努力。

笔者自己从一个小村庄出来,到了城市上学、工作,后来到了美国工作和生活。我发现,很多人到美国,是来寻找一个“美国梦”。所谓“美国梦”,本质上说,就是一种社会流动性。

1931年,在《美国史诗》一书中,美国作家詹姆斯·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对“美国梦”定义如下:

“一种梦想,它能让国土上的每个人的生活更美好,更丰富,更充实,每个人都有与其才能和成就相称的机会。这梦想不仅仅是汽车、高薪,也关系到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之下,每个男女,不论其出身和位置的偶然性差异,其内在才能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在这种“美国梦”之下,一个肯尼亚移民的儿子能当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一个贫民区成长大的黑人能当上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或是电视主播(温芙瑞)。美国社会从体制上,逐渐在缩小机遇的差距。开放性的选举制度,让任何优秀人才,都能被选拔出来。除此之外,教育机会的均等,也让不论何地的学生,享受着几乎平等的机会。在美国,无论是福利比较好的纽约州,还是比较差的“穷州”,儿童所用的公共资源,如公立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相差无几。不同地区孩子不会因为家庭环境的差异,从小就掉队。美国对于儿童教育的投入也巨大,根据我从美国教育部网站上看到的统计数字,美国学生每人每年教育投入在2007-2008年就已经在1万美元以上。

2011年7月,教育部官员王定华在接受中国网访谈时提出的一个目标是“在东部地区生均经费小学生达到450元,初中650元,中西部地区达到生均小学400元,初中600元。”几乎只是美国教育投入的百分之一。

在这种国家层面的资源投入上,差别不是太大,毕竟数字本来都很小。但是地方财政,则使得地区差异扩大。比如,上海今年说是要投入700亿进入基础教育,摊下来学生人均经费,或许会超过发达国家。但这种投入,在中国其他地方不可想象。这种差异,造成了教育资源严重失衡的局面。农民的子弟,在乡村小学,各方面条件欠缺,这让他们人生的起跑点整个就拉下了很远。

教育关系到的是机遇的公平。社会流动性和社会公正息息相关。社会公正需要平等。平等有两种,一种是结果的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s), 一种是机遇的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绝对的收入平等,会伤害劳动者的积极性,故而鲜有支持者。欧洲一些福利社会追求的是结果平等,比如国家会通过税收手段,调节社会收入。美国的模式基本上是机遇平等,亦即营造一个相对平等的起点,让不同的人有同样的机会实现发展,最后能否真正发展,取决于个人才能。

 

改变“农二代”制度性歧视

从古至今,人类尝试过多种多样的社会流动方法,如基于财富本身的富豪体制 (plutocracy)和寡头体制(oligarchy)、基于出身的贵族体制 (aristocracy)、基于家族关系的裙带体制 (nepotism)、基于资历的老人体制 (gerontocracy) ,但是到最后,人们发现,最合理的应该是因才能选拔、提升、流动的制度,也就是因才选拔制度(meritocracy)。唯有它,能够消解一个社会关于不公的种种怨恨。实现因才能封赏,是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原因。如果一个人有能力,那就应该有机会获得与这个能力相称的奖赏。执政者需要努力去引导各阶层去努力,营造这样的环境。解决农民子弟的发展困难问题,最终要靠这种因才选拔制度。

农家子弟,如今面临很多硬件环境上的欠缺。在很多地方,以资源整合为名号,农村中小学被拆并,孩子们得去很远的地方上学,没有合适的校车,管理又跟不上,结果事故频频。

我们的农村,很多地方没有像样的书店或者图书馆,儿童学习资源极度贫乏,欠缺发展所需思想的营养。于建嵘教授发起的“随手送书下乡”活动,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支持,说明对这个问题,很多爱心人士有投入的热情。不过图书馆、校舍和校车等农村基础教育设施,政府在长远发展上有道义责任,也有经济能力去改善。

在软环境方面,“农二代”面临的发展陷阱,是几十年下来的制度性歧视。比如,中国的户口制度,成为了人为设置的囚笼。同为公民,只因生在安徽或河南,就不能像北京、上海的公民那样,享有均衡的机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这种制度性歧视,直接导致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很多农民流动到其他城市谋生,孩子因为户籍问题,无法随父母就学,在家由老年人管,成了“留守儿童”。这些中国未来的很大一个群落,从小缺乏正常的父母关爱和教育,在发展上会面临诸多限制。

要解决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问题,一需努力改变制度,二需从教育层面,作出一些改进的努力。比如为了实现机遇平等,美国就有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之类社会项目,在教育机会上给过去遭遇不公的群体适当补偿,弥补起初的不公造成的起点差异,让大家能在相同竞技场上展开竞争。

 

“农二代”该如何走出“命运的囚笼”

不过,“农二代”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些环境的原因,妄自菲薄,心态不平,抱怨社会。奥巴马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中,提出了“命运的囚笼”一说。走出命运的囚笼,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获取各种技能,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要根据社会的需要衡量自己,不能以出身画地为牢。

而事实上,“农二代”也有其自己的优势,虽然这些优势未必都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也未必被怀揣这些“宝器”的人善用。普渡大学克里斯汀·卢卡斯(Kristen Lucas)教授在“劳动阶层的希望”(The Working Class Promise: A Communicative Account of Mobility-based Ambivalences)中,提到了劳动阶层的子弟,在社会流动性上,也有很多其他人不具备的优势,比如为人谦恭、一流的职业道德、更有平等意识等。一旦农家子弟能走出小环境,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平台,在职场上,由于踏实、肯干,这个群体的人更容易出成绩。

此外,“农二代”从农村到城市,从个人的阅历上,经历了两个世界的转变。不少这样“跨界”的人,更具同情心和同理心,更有可能了解他人的处境。这也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技能。比如一个销售或者营销人员,如果没有能力“穿上他人的鞋子”走一走,只围绕着自己、自己的公司和产品,往往很难赢得客户的认同。超越自己,去感知他人心理,这不仅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技能。如果一个人一直生活在一个同质的世界,反倒很难取得这种技能。

一些“农二代”在思维的习惯上,也有一些独到优势。很多农村子弟,被人评为“执拗”。换种角度考虑,他们其实是思维不轻易被他人成见所缚,对于世界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这种执拗,本属情商,也易造就独立思考的习惯。这习惯继而能强化一个人在职场的流动能力。类似的品质还有很多,我只在此抛砖引玉。但是这品质是“潜质”,能否得到利用,要看各人是否有意识地去自我引导,自我调整。也要看教育者能否引导、激发。

总的来说,社会环境迈向机遇平等,是时代的潮流。但是没有必要等到那种机遇平等完全到来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愿各位农家子弟,继续保持当初的“执拗”,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未来会被命运之囚笼困死。也希望大家保持勤奋踏实、刻苦耐劳的品质。倘能这样,或可把起点的不公,化作最终的超越。

(作者为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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