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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不要将爱遗忘
来源:ifengcity   发布时间:2012-2-6  阅读:18015

人类城市的出现,在于人寻求安全的本能,在于人对文明成果的分享,在于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曾说:“城市有母亲般养育生命的功能,独立自主的活动,共生共栖的联合。因为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

城市,是由有血有肉的单个的人组成的,为人类提供生命、关爱、安全、温暖、繁衍、联合之所的“爱的器官”。城市,如同母亲一般,是人类实现追求幸福权利的爱之源、力之根。城市是为了生活更美好,使人类的人性之光与普世价值在我们居住的星球点燃传递。

但是,在一些当代的中国城市,从见死不救的“18”路人,再到那些被边缘化、被遗忘、被忽视的弱势群体。人们对生命越来越冷酷、对弱者越来越冷漠、对爱越来越冷淡。爱与被爱成为了现实利益下的有偿交易,甚至被弃绝。掩藏在无数建筑与财富森林背后的,是失去了爱之精神与人性之光的空洞的“爱之荒岛”。

在南京,一位民办聋童幼儿园的院长在给当地城市管理者的求助信中写道:“⋯⋯难道就没有这些孩子的一片天地?为了这些可怜的孩子,恳请帮助解决办园场地,一个1000多平方米、地区不限、房租不太高的安定的地方。”9年来,这家聋童幼儿园就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在偌大的城市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归宿。

我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呼吁“爱的回归”、“救助互助”、“关注弱势”,但为何人们又总是以“不要多事”、“不惹麻烦”、“和我没关系”等去应对这些“爱的呼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看不见的力量让人们如此害怕“去爱”。当我们看到奄奄一息的小悦悦,看不到阳光的聋童,老无所依、垂死挣扎的老人,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在生命与人格的尊严面前变得如此萎缩、胆颤、冷漠。

城市,不是一个个冰冷的水泥森林组成的,不是由一个个缺乏人性的“18路人”等生物躯壳组成的,更不是建立在以剥夺人的生命、尊严、追求幸福之权利而获取的政绩与GDP之上。如德国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说:“每一个人都对他人的生命负有伦理责任。”

城市,不要将爱遗忘。

他们的24小时

聋哑幼儿园边缘生存调查

□ 记者 司马文宇

这里没有孤单、没有冷漠、没有心机,有的只是对天籁之音和美好未来的憧憬。他们是最普通的孩子,渴望关爱,充满求知欲,渴望认可和重视。黑夜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同时也给了他们常人难以企及的宁静。但是小小的他们已经习惯,因为他们知道——这12小时的无声世界,是接下来12小时有声世界的序曲。

哑症,即听觉与语言障碍兼有的病症。患儿出生后或幼儿时期便有严重耳聋,不能听到声音,以致无法学说话,或者曾经会说话,又因耳聋重新丧失说话能力。然而聋哑人在言语上的缺陷,并非其语言系统存在病变,完全是听力障碍使其失去学习说话的可能,丧失听到和辨别语言的能力,也就无法自我校正。聋是因,哑是果。

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权威专家介绍,至2006 年我国聋哑(听障)人口已达到2780 万人,其中0〜6 岁听障儿童达到80 万,而且每年新生聋哑儿童在3 万人(比例为3‰)以上,如果加上迟发性耳聋及药物性耳聋患者,每年新增的聋哑人口可以达到6 万多人。

他们或者呱呱坠地时,便无法感受父母喜悦的呼唤;他们或者因为用药不慎,小小年纪就无法感受音乐的美妙;他们或者因为一起事故而失去听觉,从此生活在有声世界之外。当母亲不厌其烦地教着他们说话:“叫妈妈,妈〜妈!”看着母亲的嘴唇一张一合,他们的嘴唇只是紧紧地合拢,没有一丝颤动;当遇到突发事件感到无助、恐惧时,他们只会发出“啊〜啊〜”的声音,并试图用手舞足蹈来引起关注。

国际上对于聋哑儿童普遍采用的根本性治疗与康复方式,主要是借助于大功率助听器或者植入人工耳蜗,配合专业语言康复训练、唇读,使聋哑人从无声世界进入有声世界。目前国内也已采用这一方式,但是针对聋哑儿童康复的相关医疗资源与恢复机构相对不足,能对聋哑症进行根本性治疗和矫正的更是屈指可数。而临床试验发现,1到6岁是聋哑症患者的最佳康复期。

为了追求最佳的康复效果,或者因为家庭的某些情况,很多聋哑儿童的家长都会选择让孩子全托——24小时全天候地生活在特殊幼儿园或者康复机构中。而这些全托的孩子们,除了没有正常的听觉与交流能力以外,更失去了普通孩子们所拥有的很多简单但又珍贵的经历,比如:有父母陪伴的幼年、与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刻。在南京雨花台区婷婷聋童幼儿园里,就生活着这样一群孩子。

6:00  日出前的号角

2011年12月1日(星期四)早上6点20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没有探出头来,幼儿园的一天就已经在几缕灯光中开始了:五十出头的校工老丁双手提着四五个暖水瓶,从一楼的厨房一路小跑着奔向洗手间,在这个冬日,他常常要在早上4点半起床,为师生们准备早餐及洗漱用的热水。

不足10平方米的洗手间,被划分成了3个区域:狭长形的洗漱区、两个孩子用的蹲位、一个教师用的蹲位,呈品字形分布。洗漱区仅有的3个水龙头,从早晨6点到7点的一个小时,每天都需要经过18位老师(园内教职工共32位,其中18位在园内住宿)与72名儿童(园内学生共85名,其中72名在园内寄宿)的“洗礼”。短短的10分钟内,已经有8位女教师陆续洗漱完,其中两位还洗了头。

6点45分,一把带着些朦胧睡意的童声,从不足50平方米的学生宿舍传了出来。这把声音如同一个号角,顷刻间,在充满了尿骚味和湿气的空气里,72个住宿的孩子开始醒来:呵欠声,叹气声,咳嗽声,住在下铺的小军和小鹏慌慌张张地跑到摆放在房间中央的塑料水桶边很响地小便,特殊班新来的玲玲哭喊着要找妈妈,睡在上铺的丫丫叫喊着要“姐姐”(园内孩子对教师的称呼)穿衣服,男仔头的莉莉小便完很利落地将痰盂内的液体倒向了水桶,下铺的叮叮和敏敏因为穿错了彼此的拖鞋推搡了起来⋯⋯孩子们的起床高峰期开始了。两个值班的“姐姐”生怕那几个已经钻出被窝的小孩着凉,有些严厉又有些怜爱地为他们穿着衣服。没多久,七八个“姐姐”涌向了宿舍大门,紧张有序地开始了每天例行的“唤醒、指导、协助穿衣和下床”工作。由于孩子们还未佩戴助听设备,这时候宿舍里的声音显得格外大。

7:00  有声生活的开始

十几个超越班(幼儿园依据每个孩子的听力损失程度、康复程度进行分班,超越班相当于普通幼儿园的大班,年龄层次在5到7岁,个别8岁,1个11岁)的孩子,在较短的时间内便整装完毕,在“姐姐”的带领下排好队、穿鞋,随后冲向了洗手间。追赶一班(相当于普通幼儿园的中班,年龄段为4到6岁,1个9岁)和追赶二班(相当于普通幼儿园的中小班,年龄段为3到5岁)的孩子也毫不示弱,紧随其后。

不过狭小的洗手间并没有因此而拥挤, “姐姐们”早已经候在了洗手间门外,指导着他们:从门口的杯架中,找好自己的漱口杯,挤好牙膏,三人一组,有序使用洗手间。而平均年龄在3岁左右的启蒙班(相当于普通幼儿园的小班)的情况却有些棘手,二十几个孩子几乎都不会穿衣服,前后穿反了、扣子扣歪了、拉链卡到手了、棉袄和毛衣的顺序颠倒了⋯⋯不一而足,“姐姐们”刚招呼完这个,另外一个已经因为等不及哼哼唧唧了起来,但是孩子终归是孩子,前一秒还闪着泪花,后一秒又因为老师的一个发卡,如同发现了新世界一般喜笑颜开。对面特殊班(多数为智障患儿,少数为脑瘫或精神障碍患儿)的孩子中,几个年龄较大、恢复情况较好的已经能自己穿衣服了,另外几个则仍然需要“姐姐”的帮助。

这些孩子来自全国各地,超过半数的孩子,家庭经济拮据,他们的父母多数在外打工,而年岁已高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面对听不到也表达不出自己内心想法的幼童,更是有心无力、无从下手。在张口说话的目标下,这里便成了他们的“家”。在这里,他们和其他同病相怜的孩子一起成长、牙牙学语、读书识字,通过短则2年长则4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在助听器或者人工耳蜗的帮助下,走进有声世界,具备沟通能力,入读普通小学,最终融入社会生活。

7点15分,原本有些噪杂的宿舍已经空了一大半,放在房间中央的“方便用水桶”和痰盂也已经被转移,但浩大的起床工程仍然在进行中,十几个还没睡醒的“小懒虫”还在跟老师打着“持久战”。启蒙班睡眼惺忪的孩子们在“齐姐姐”的招呼下艰难地排好队,齐步走向对面的教室,教室里“肖姐姐”正往贴着孩子姓名的漱口杯里倒着温热的盐水。孩子们一个个接过自己的杯子,进行着每天醒来的第一项任务——漱口。而他们的第二个任务便是在“姐姐”的帮助下,佩戴好干燥了一夜的助听设备,只有这样他们才算真正开始一天的生活——有声的生活。

7:30  随处可见的天真  不常出现的美食

超越班孩子总是最快戴好助听设备、穿好护衣(为防止孩子在用餐时弄脏衣服而准备)冲向走廊那一头的“餐厅”的,今天也是如此。经过洗手间,他们遇到了仍然在排队刷牙的赶超二班的孩子,向来比较活泼的林东辰用手语跟其中的几个孩子打着招呼,“李超!”还叫出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名字。那个叫李超的孩子挥舞着手中有些开了花的牙刷,好一阵挤眉弄眼。林东辰风一般地离开了,李超和几个同学似乎生怕他们抢光了早餐,刷起牙来争先恐后,脸上沾到了牙膏都没注意。

启蒙班3岁半的沈小燕抓着几张纸巾,慌慌张张地冲进洗手间,跟上来的“肖姐姐”无奈地喊:“别着急,小心拉到身上!”可惜,小燕的裤子刚褪到一半还是被横冲直撞的尿液沾湿了,“肖姐姐”伸过来帮忙的那只手同样难以幸免。5分钟后,小燕一脸满足地走了出来,由于那只被沾湿的裤管仍然耷拉着,她的步子迈得晃晃悠悠,对着洗手间门口等着给她换棉裤的“肖姐姐”露出了调皮的笑容。

每天的起床大战后,负责衣物清洗工作的王阿姨总能收获好几份“画满了地图的战利品”(床单、被套),而空气消毒机则开始了每天的工作——驱散那蓄积了一夜的尿骚味和湿气。如果天气晴好,“姐姐们”就会抱着被褥走向阳台,带着些对尿床的孩子们的无奈、对感冒会不会在孩子之间传染和生怕被子不够用的隐忧。

走廊尽头那个面积50平米左右的房间就是孩子们的餐厅。6张长桌边,各班的孩子占好了自己的座位,有些孩子在大快朵颐,有些孩子在细嚼慢咽,也有些孩子对手中的食物显示出厌恶和抗拒。当园外一些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吵吵嚷嚷着要吃汉堡包、三明治、寿司、披萨、意大利面的时候,自制的馒头、白煮鸡蛋、稀饭或者加了些许西红柿的面条,就是这里的孩子们每日的早餐。偶尔赶上老丁和负责后勤的蔡老师自制一些豆沙馅、青菜馅的包子,情况会得到改善,那些“不常出现的美食”往往会在20分钟的用餐时间内,只花几分钟便被扫荡一空。

8:15  每日唯一的“体育活动”——早操

用餐后,孩子们陆续经过每天不知道要来来回回多少趟的走廊,回到教室。那些在冬日里发着冷冽白光的瓷砖,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这条连接所有教室、宿舍和兼作为餐厅、文艺活动室、摄像室、会议室和礼堂的大房间唯一的通道,对孩子们来说尤为珍贵。

今天和往日没有太大差别。一盆温水、一条毛巾,是迎接早餐后的每个孩子的惯例。小军和小鹏(超越班)、丫丫和沈小燕(追赶一班)、莉莉和李超(追赶二班),叮叮和敏敏(启蒙一班)、妞妞和慧慧(启蒙二班)、玲玲和安安(特殊班),分别等候在自己所在班级的队伍里,等候着“姐姐”为他们洗脸、擦手、抹面霜⋯⋯那盆温水往往还未经历过全班孩子的一半数量,就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颜色。

8点15分,早操时间到了,孩子们开着“小火车”走出教室,去往走廊的另外一边。爱玩的天性,使得“小火车”完全走不了直线。追赶一班的晓伟和追赶二班的东东,人在队伍中,手却脱离了队伍,打起了手语沟通,方老师看到后立即大声呵斥。在这个特殊的幼儿园,手语是被严厉禁止的。虽然毕业于特殊教育专业的老师们个个都是手语专家,很多孩子在入院以前也接受过一定的手语训练,但是这里的首要任务是让孩子开口说话,依赖手语对此是不利的。老师们时刻记着:让每一个孩子开口说话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和任务。

半个小时之前的“餐厅”现在是孩子们的活动室,先前的6张餐桌与80几张小板凳,早已不见踪影。伴随着《快乐崇拜》、《蜗牛与黄鹂鸟》等乐曲的欢快节奏,孩子们在几位老师的带领下卖力地活动着身上的每一个关节。动作是否规范是其次,关键是在这个没有操场绿地更没有小花园的幼儿园里,这是孩子们唯一能够保证的“体育活动”。每一个孩子随着节奏伸展着小胳膊小腿,脸上都是快乐的笑容,并时不时地发出阵阵“耶”、“我棒”的欢呼声。在这一刻,我们很难想象这群欢笑着的孩子,其实是远离了父母在此做着康复训练的失聪儿童。

9:00  最重要的任务——发声练习

南京雨花台区婷婷聋童幼儿园内,没有严格的课程表,上下课的时间完全依照孩子们的天性而定。早餐之后到午饭之前,午睡之后到晚饭之前,都是孩子们“发声练习”和学习知识的时间,练习发音、学习生词、画画、算术题、朗诵诗词、串珠、搭积木、捏橡皮泥,课与课之间的安排往往比较灵活。超越班与追赶班的孩子们,心智相对成熟,早操前的半个小时,也会被有效利用,作为第一节课的时段。而启蒙班和特殊班的第一节课,则要从早操结束后才开始。

每天早上,追赶一班孩子们的“开嗓练习”都会在《蜗牛与黄鹂鸟》的歌声中开始。孩子们近乎夸张的喊叫着“啊”、“喔”,并全方位地运动舌部和口腔肌肉。分成10小节的“开嗓练习”,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集中注意力。比如今天,不肯张口的蓝蓝就让“姐姐”带到了单训室单训。为了诱导他开口练习,负责的“赵姐姐”可谓软硬皆施、费尽心机,短短的半个小时内,就转换了哄、食物诱惑、激将法等多种方式。

11:00  状况频出的午餐

中午10:50分,就餐的铃声还没响起,超越班的孩子就开始按捺不住,最淘气的王明明更是趁着“哥哥”(园里唯一的男老师)不注意,偷偷跑到餐厅看了一眼今天的菜。“有鸡腿,今天吃鸡腿!”一回到教室,他就偷偷的跟坐在旁边的林东辰咬耳朵。

除了72名寄宿的孩子以外,园里还有13名走读生。而午餐时刻,就是85名孩子齐出动的时候。同时出现这么多孩子和19位当班的教职工,“餐厅”空间显得有些狭窄,而最让人头疼的是只有70%左右的孩子具备独立进食的能力。小斗士们虽然都很懂事,已经纷纷开始自己学习使用勺子,但很多孩子(尤其是启蒙班的孩子)仍然技艺不精,打翻了碗、食物喂给了鼻子、菜叶掉在了衣服上、骨头上鸡肉咬不下来⋯⋯种种情况,在短短的用餐时间内,屡屡出现在3岁到6岁左右的孩子身上。

12:00  养精蓄锐  充分准备

从12点到下午2点是孩子们的午睡时间。可能是记者在的缘故,今天的孩子们比以往更难安静下来。虽然大部分孩子都能够安然入睡,但是也有一些孩子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值班的“姐姐”只能努力让他们保持安静。

趁着孩子在午睡,“姐姐”和“哥哥”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看电影、浏览网页、洗衣服、跟家人或者朋友打个电话,不过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继续工作:写教案、准备下午的课程。在孩子醒来之前,还要为他们冲泡好米粉、准备好午后水果。

14:30  不能放弃的目标

下午的第一节课程,追赶二班里的孩子两人一组各分到一张诗歌卡,于是咿咿呀呀的朗诵诗歌声在教室里响了起来。孩子们的组合有些巧妙,基本都是一个比较活泼的搭配着另一个稍显文静的,活泼的那个便自居“小老师”。4岁半的小女孩圆圆就在教5岁半的小男孩王凯,“王凯,你跟我一起念:两只老腐(虎),两只老腐(虎),饱(跑)得快,饱(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真奇快(怪),真奇快(怪)!”王凯看着圆圆的嘴型,跟着念,念到错的地方,圆圆还会学着“姐姐”平时的样子,拉着王凯的手在自己的嘴边感受气息。

像圆圆和王凯这样的孩子,通常在幼儿园的时间超过两年。他们刚来幼儿园的时候,可能还在蹒跚学步。虽然在其他孩子对于外界仍然懵懵懂懂的时候,他们可能因为人工耳蜗的植入上过多次手术台;虽然在其他孩子享受着全家人众星捧月的时刻,他们可能一年只有一两天的时间能够享受到爸爸妈妈的怀抱;虽然其他孩子在假期能够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徜徉游乐园的时候,而他们只能期待着大学生哥哥姐姐们(志愿者)能够带着他们去幼儿园周边的公园看看大树、花草和小鸟;但是他们经历过两年、三年的训练后,终于会叫爸爸妈妈了,能够从1数到100了,能够对着带拼音的卡片念诗了⋯⋯再过一年或者两年,他们会进入超越班学习更多的知识,或许能像以前超越班里的王超群哥哥一样认识1000个字,赶超其他同龄的孩子,最终像其他孩子一样进入普通小学,担任班长、学习委员、课代表——这是父母和“姐姐们”对他们最殷切的愿望。

16:00  放松中的追求——课外活动

与其他的幼儿园一样,每节课间隙的10到20分钟是孩子们课外活动的时间,只是因为这里的孩子们80%以上都是全托制,因此他们的课外活动时间要比其他幼儿园的孩子更长一些。而较之其他幼儿园的孩子,他们的课外活动在内容上也有些不同:阅读连环画或故事书,集体观看动画片,在大房间内狭小的游乐区骑木马、投篮、拍皮球,上楼顶阳台玩游戏、荡秋千,和偶尔的外出——去超市辨认物品名称或者去公园散步。

对于超越班的孩子来说,图书角那100多本故事书和连环画是他们接触世界的一个窗户。每天下午晚饭前的40分钟,“姐姐”会从中选取十几本发放到他们手中,《小红帽的故事》、《小猫钓鱼》、《小马过河》、《安全基础知识》、《恐龙世界》⋯⋯虽然有些字让他们觉得陌生,但是通过一遍又一遍对这些字的拼读,他们离爸爸妈妈和“姐姐们”的愿望就更近了一些。每当有像记者这样的陌生人出现在他们阅读的时候,那些胆大的孩子就会靠近过来,信心满满地给眼前的陌生人朗读自己手中那份读物。那个叫范斌斌的孩子,大声并清晰地念完了《小猫钓鱼》。当记者向他竖起大拇指后,他与身边的双胞胎兄弟交换了彼此的书,更大声地念了起来。

17:00  没有惊喜的晚餐

晚餐的场景与午餐和早餐没有太大区别。星期一到星期日,孩子们面前的两菜一汤,最常见的就是土豆、西红柿、黄瓜、青椒、大白菜、萝卜,翻来覆去地与鸡块、肉圆、肉末、鸡蛋、鸡腿、豆干等做着配搭。

虽然幼儿园方面对他们的营养非常重视,菜肴也在每天轮换花样,但是仍然无法满足八十几个孩子的胃口。多数情况下老师们会在一旁鼓励:“谁第一个吃完谁就是最棒的”,但是部分孩子只是慢腾腾地重复着机械运动,有些孩子即使在老师的喂食下,也常常吃不完碗里的那些食物。

20:00  有声世界的序曲——梦乡

不知不觉间,时钟走向晚上8点。冬日的黑夜,总是比其他季节来得更早一些。晚饭时间下肚的红烧鸡腿、白萝卜汤以及饭后的那个橘子,还在孩子温暖的肠胃里消化。每个教室里,仍然是一个脸盆,一个暖水瓶,和蹲在地上拿着毛巾的“姐姐”,孩子们取下了助听设备,光着屁股,接受上床之前最后的清洁。

上铺的孩子们“乒乒乓乓”地上床,下铺的孩子们笨手笨脚地脱衣服,“姐姐们”穿梭其间,间或停下来提供一些帮助,尿急的孩子急冲冲地奔向房间中央的“方便水桶”,特殊班新来的玲玲又开始哭喊着要找妈妈⋯⋯一切是那样的杂乱无章,一切又是那么的井然有序。

黑暗中的宿舍,每一张小床上,都安睡着一个可爱的精灵。这里没有爸爸临睡前的故事,这里没有妈妈时不时地低下头来掖被角;但是这里有值班“姐姐”的笑脸,这里有旁边的好朋友传来的鼾声;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孤单、没有冷漠、没有心机,有的只是对天籁之音和美好未来的憧憬。他们是最普通的孩子,渴望关爱,充满求知欲,渴望认可和重视。黑夜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同时也给了他们常人难以企及的宁静。但是小小的他们已经习惯,因为他们知道——这12小时的无声世界,是接下来12小时有声世界的序曲。

(文中学生与教师皆为化名)

 

 

老师  苦闷与坚守

□ 记者 司马文宇

佘萍对记者讲到动情处,眼眶泛红:“我怎么可能不爱自己的孩子,可是我没办法从这个工作中彻底退出,这些孩子也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冬早晨,阴冷刺骨,六点半,天微亮。宿舍热闹起来,周敏和众多同事陆续起床,上厕所,洗脸,梳头,空间是如此狭窄,资源是那么紧张,就像打仗一样。简单梳洗一下,接着要为60多个住园孩子的起床做准备,帮他们穿衣叠被,督促他们轮流上厕所,轮流洗脸刷牙,又是一场小型战役。

一切收拾妥当,家住园外的师生也纷纷到来。周敏和她的30多位同事以及80多个孩子开始了紧张忙碌的一天。

周敏的一天

出生于1987年的周敏是南京雨花台区婷婷聋童幼儿园的一名教师,教龄两年。与身边几个激情洋溢,有着使不完的劲头和好奇心,笑声不断的实习老师相比,周敏显得平实沉稳,一切都那么自然,她已习惯了这些。

7:30,早餐时间,西红柿面条加馒头,这显然没有引起孩子们的太大兴趣,周敏和几个同事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些,拼命在饭桌旁鼓掌加油,鼓励孩子们像比赛一样吃饭。

早餐完毕,自由活动后,开始上课。第一节,锻炼孩子们的舌头灵活性。“a、o”练习、“左右吐舌”、“上下左右”、“撅嘴”、“卷舌”、“咬舌”、“吹气”、“咧嘴含舌”、“放松揉脸”,周敏和孩子们做得很认真,气氛有些紧张严肃。稍微调整一下气氛,第二节课是话题训练:冬天的秘密。孩子们踊跃发言,七嘴八舌地说到雪花、大风、动物冬眠⋯⋯一个叫小雯的孩子起立,大声说“还有落叶”,只是“落叶”二字发音不清,周敏赶紧纠正。小雯吃力地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临末对周敏说:“老师,我今天练好了明天念给您听。”语气坚定。

训练听力,练习发音,一个简单的动作,要重复成百上千遍,比正常孩子要费力得多。一年多来,周敏已经磨出了耐心,但也磨平了些许当初的激情。

午餐后,周敏带孩子回到教室,督促他们换上棉拖鞋,排队来到儿童宿舍,准备午睡。趁着孩子们午睡,周敏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宿舍,这个不大的房间住着16位女老师,十几张上下铺床和衣物行李占满了这个空间。稍事休息,周敏取出一个小本子写了起来,“这是在给两个日托孩子布置作业,每天回家都必须巩固学习的内容,没有其他时间布置,只有抽这个空。”她告诉《凤凰周刊·城市》记者。

下午两点钟,宿舍又热闹起来。有点感冒的新老师沈欢连打了好几个喷嚏,周敏拿出随身准备的纸巾递给她说:“你需要吃点感冒药了。”沈欢刚来园里两个多月,还处在实习期,前一天晚上轮到她在孩子们宿舍值班,站了整整一夜。

下午第一节是识字课,学唐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周敏一遍一遍地读,孩子们一遍一遍地对着口型学,接着还要手把手地教每一个孩子写。孩子们做得好,她就竖起大拇指说“真棒!”周敏对记者说:“教这些孩子们认字,我们就像是一个演员,喜怒哀乐要尽量写在脸上,孩子们才有可能完全明白。”

第二节是绘画课。绘画课的主题是画奶牛,因为第二天要带孩子们去奶牛场参观。周敏大声地说完要求,孩子们点头开始动笔,一笔一画地对照着黑板上的范例。孩子们显得很兴奋,他们已经知道明天就可以到外边玩了,可以看到老师画在黑板上的那只可爱的动物了。

下午5点,开始吃晚饭了。周敏和老师们端碗站着吃,守护一桌桌孩子,不时给他们添饭加菜。饭后带他们回到教室,打开电脑,放动画片《猫和老鼠》。半小时后,周敏开始和孩子们玩起互动游戏。周敏知道,这一天的忙碌就快要结束了。之后,给孩子们洗脚,取下耳朵上的助听器,督促他们上厕所大小便,安排他们上床睡觉,之后周敏也可以喘口气了。

晚上8点半左右,回到狭小的宿舍,感觉疲惫不堪。收拾一下,周敏和沈欢两人提着装衣物的小篮子,到外面附近的浴室洗澡。不料运气不好,浴室停业一天,两人悻悻而归。

张芸的苦闷

沈欢比周敏小两岁,但两人很对脾气。学特殊教育专业的沈欢因为“崇拜”钱洁园长而来这里实习,并希望能成为正式老师。刚到园里时,沈欢曾在半个月内上千次地训练一个孩子“水果”的发音,屡屡失败,很是气馁,在周敏的帮助下继续尝试。当孩子终于清晰准确地发出“水果”两个字时,沈欢抱起孩子,眼泪夺眶而出。

周末轮休时,沈欢、周敏还有几个要好的老师会一起到南京闹市区逛街,她们几个都是单身。单身快乐,她们不愁,她们还年轻。但也有不少女老师却很发愁,平时吃住都在幼儿园这个连男老师都没几个的狭小封闭的地方,接触社会太少,找男朋友的机会都没有。张芸就是其中一个。

刚入园当老师时,张芸被分到了特殊班,班里多数是智障孩子,有几个是脑瘫的孩子,给这些孩子洗脚洗屁股,张芸存有几分抵触心理。“前10天帮孩子们洗完,我都要洗很多遍手”,张芸对记者说,“到半个月时,突然开了窍,觉得他们就是我的孩子,再做这些也就自然起来。”但还是有几次被班里孩子的行为搞得哭笑不得,“我们班里有个男孩子已经10多岁了,晚上我给小朋友洗屁股时,他也脱了裤子等我洗,搞得我洗也不是,不洗也不是。”张芸说。

在园里这几年,张芸时刻都处在高度紧张中。她对记者说,除了教课之外,日常工作还包括区别每个孩子的衣帽、保证孩子们吃饱、监督生病孩子吃药、打扫教室卫生、整理制作教具等。她最担心的是孩子在受到磕绊后,面对家长的质问与责难,还有家长会提出一些让孩子尽快开口讲话的目标要求,而这些孩子们各自的情况千差万别,所佩戴的助听器也各式各样,所以要因人而异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这些压力累积在一起让张芸苦闷不已,当然还有自己的终身大事问题。有时看到女同事有男朋友了或要结婚了,张芸也会羡慕不已。

佘萍的坚守

工作四年多的王蓉在向记者谈及个人终身大事时,羞涩地一笑,流露着幸福。明年她将和同在南京的男朋友结婚,但她丝毫不敢奢望有过多的婚假和蜜月,她说最牵挂的还是正在摸索着编写的新教案,她想把自己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记录下来,“希望能帮助更多的聋童开口说话”。

程蕾,2005年入园,之前在一家普通幼儿园做幼师,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关于钱洁和婷婷聋童幼儿园的报道,深受感动。恰巧看到招聘信息,就跑来应聘,结果与钱洁很谈得来,于是瞒着父母辞职,在这里干了3个月才敢跟家里说。程蕾现任幼儿园教导主任,同时负责大班教学。男朋友在扬州,是一所学校的美术指导老师,两人相恋4年,因工作忙碌,一个月才能相见一次,婚礼始终搁置着。

比程蕾资格更老,看着幼儿园和孩子们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员工,除了钱洁之外,就是佘萍了。在幼儿园工作了8年的佘萍已经由日常教学转为管理工作。她对记者感叹说,和孩子们接触越深,就越觉得困难。可是,到这些孩子们开口讲话,看到家长们喜极而泣的表情,她也会激动不已,这些成为她坚守的力量。

自从开始了这份工作,每天起早贪黑,家人难免不理解,儿子甚至在上小学时和佘萍冷战,认为妈妈不爱他了。佘萍对记者讲到动情处,眼眶泛红:“我怎么可能不爱自己的孩子,可是我没办法从这个工作中彻底退出,这些孩子也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8年来,佘萍曾目睹过许多同事从这里退出,她也表示理解,很多同事都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确实太难了。”就在这几天,园里的男实习老师小韩就选择了离开。

小韩在这里实习了近一个月,深得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但是“作为男老师,在这里并不合适,家里希望我有更好地发展。”他告诉记者,“已经联系好了,到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周末的时候,我会以另一个角色回来探望,成就更好的自己,帮孩子们解决更多的问题。”

(文中学生与教师皆为化名)

办园的困难和阻力是无法想象的

专访南京雨花台区婷婷聋童幼儿园园长钱洁

□ 记者 司马文宇

“这么多年来我对他们总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千分之六的聋哑儿童比例,落在了他们身上,不是他,就是我,不是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是健全的,那我就应该感恩他们,是他们帮我的孩子承担了这个比例。”

“钱

洁妈妈——”,孩子们在称呼钱洁时,都要加上“妈妈”两个字。9年来,已有几百个孩子这样喊过她,她已经习惯了这个称呼。

从高校教师,到慈善义工,再到投入全部身心创办南京雨花台区婷婷聋童幼儿园,钱洁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转变。与此同时,幼儿园成为众多高校和民间团体的“爱心基地”,钱洁也得到了“2004年南京市妇女创业特别奖”等社会荣誉。

2011年12月初,在接受《凤凰周刊·城市》记者采访时,钱洁畅谈了她创办幼儿园这些年的艰辛和坚持,对家人和社会的感谢,对这些特殊孩子的感恩,以及对园里老师的歉意。

感谢家人

“我们都是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老百姓,创办幼儿园要和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社会太复杂。所以一开始,我并不支持钱洁的办园想法。”钱洁的丈夫王先生对《凤凰周刊·城市》记者坦承,因为办园的事,他和钱洁打了半年的冷战,“后来她干脆直接搬到幼儿园,吃住都在那里,对我们这个家不管不问。”

2003年春天,身为南京高校教师的钱洁做出了一个让亲朋好友震惊的决定:辞职,创办聋童幼儿园。此前一年多时间,她利用寒暑假到南京周边农村和儿童医院实地调查聋哑儿童的生存现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些孩子普遍处于失学状态,家长也普遍存在自卑认命的心理,认为让聋哑孩子开口说话是不可能的事情。但钱洁认为,这些孩子因为生理缺陷一辈子被禁锢在无声的世界里,生命潜能得不到释放,实在太需要帮助了,创办聋童幼儿园可以开发他们早期的语言和智力禀赋,让他们能够像正常孩子一样融入社会,享受童趣和快乐。

办园的困难和阻力是钱洁事先所无法想象的。她对记者说,2004年是幼儿园最困难的时候,投资伙伴的撤出,场地资金的压力,招不到合适的教职员工,教学方法的实践和创新,家长们过高的期望值,社会和家人的不理解等等都让她几乎无法承受,尤其是家人的不理解。

2004年,女儿准备参加高考,丈夫忙于自己的工作,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幼儿园,这让钱洁的家庭摇摇欲坠。王先生对记者说,当时记得有一天,钱洁突然回家了,还带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一进门开口就喊我‘叔叔叔叔’,发音不怎么标准,但很真诚。等意识到他们都是聋哑孩子,我的心一下子就被击中了。”孩子用真诚融化了寒冰,两人结束了冷战。不过他和钱洁订了个协议,不要让幼儿园的工作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空间。这些年他也一直都不介入幼儿园的工作,也不接受媒体采访,但王先生心里其实也放不下这些孩子。近几年幼儿园场地大量的壁画都是王先生自己设计绘制的,他说:“钱洁找不到别人来画,也没钱找别人来画。”王先生说,他们的女儿后来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到了苏州大学,之后又考到上海交通大学读研究生,如今博士都快毕业了。假期里,女儿经常会到幼儿园去帮忙做些事情,以实际行动支持妈妈的事业。

关于让幼儿园的孩子来化解家庭不理解的矛盾一事,钱洁笑着对记者说,这其实是园里老师们的“保留节目”,园里女老师居多,经常吃住在园里而顾不上自己的家庭,时间久了家里有矛盾,通常要这些孩子出面化解,“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个办法常常能奏效。”

愧对老师

说起园里的老师,钱洁反复使用的一句话是“太对不住他们,他们为幼儿园付出了太多太多。”园里目前有30多位教职工,只有两个是男的,还都在实习期。“他们不仅是老师,还是孩子的爸爸妈妈,每天要给孩子穿衣喂饭、洗澡洗脚,大小便也要管,所以男老师一般很难接受这些,尤其是他们刚大学毕业。”钱洁说。

女老师有很多也是刚毕业一两年,满怀理想和憧憬,不少人是被钱洁的人格魅力所感召,想帮助孩子们。1987年出生的潘欢告诉记者,她非常尊敬钱园长,视她为人生目标,“随口就能背出她平时对我们的教诲。”1991年出生的黄韵对记者说,她是被钱园长的事迹和执著所感动,才选择过来实习的,并希望能够留下来成为正式老师。园里也有不少到了谈婚论嫁年龄的女老师,她们在这里有数年时间,和钱洁情同姐妹。

钱洁说愧对这些老师,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生活情感方面,一是工作压力方面。“老师们拿着一两千元的工资,做着繁重琐碎的工作。这些孩子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呵护照顾,晚上睡觉了还需要老师们轮换着值夜班。女老师们的生活圈子很小,平时吃住都在园里,10多个老师挤在很小的一间宿舍,很少跟社会接触,所以很少有机会找男朋友,我也很替她们着急。社会上还有一些不理解的声音说,‘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正常幼儿园的老师不能做吗,为什么偏偏要整天跟这些不正常的孩子们在一起呢?’对此,我觉得愧对她们。我也希望园里经济条件能好一些,来改善一下他们的薪资待遇和生活条件。好在这两年园里收支已经能够持平,不像前几年那样每年都亏钱。”钱洁说。

“工作压力主要是孩子的家长期望值过高,这就形成压力加到我们老师头上的。比如有家长要求必须要让孩子在几个月内就能开口讲话,等孩子能讲话了,又问为什么我讲话孩子听不懂,你什么时候能让他听懂我讲话。等孩子能听懂父母讲话,能交流了,家长又提要求了,怎么我的孩子不会问我‘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我就跟家长解释,正常孩子开口讲话也要一岁多,这需要不断的信息刺激,才会有反馈,不能着急。”钱洁说,“其实,我也理解家长,如果我有这样的孩子,我的心情可能和他们一样的。但家长有了这样的要求,我们老师也只能加班加点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尽快开口讲话,尽快达到父母的期望值。于是,老师的工作压力就大增,比如纠正孩子的一个发音,经常要重复几千遍上万遍,感觉非常枯燥,心理压力也会非常大。”

据钱洁介绍,很多孩子都是四五岁才送过来的,以前他们没有接触过声音,对无声世界已经适应了,如今让他们佩戴助听器,收听外界声音,开口讲话,与世界交流,很难。但这些孩子可爱天真的个性也让老师们喜爱不已,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老师们的压力和苦闷。

感恩孩子

佘老师从2004年至今已在园里工作8年时间,儿子在读高中,母亲身体不太好,她每周能回家一两次,其余时间吃住在园里。“有时候离开孩子们时间长了,心里边老是想着他们,不在园里感觉心里不踏实。”她告诉记者。

“对这些孩子怀着感恩之心。”这是钱洁及园里老师最朴素的想法。钱洁对记者说:“我觉得每个生命都是公平的,都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他们和正常孩子一样有享受幸福童年的权利。这么多年来我对他们总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千分之六的聋哑儿童比例,落在了他们身上,不是他,就是我,不是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是健全的,那我就应该感恩他们,是他们帮我的孩子承担了这个比例。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就承担了这种不幸,这是上天无奈的安排。感恩于他们,所以我再多的付出也无怨无悔。”

钱洁认为,聋童的教育不仅要有科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要有爱心。因为,他们比正常孩子更敏感,有较强的自卑心理,甚至有自闭倾向。所以需要通过爱心来呵护孩子们的自尊心,启发培养他们的自信心。目前园里用的是“赏识教学法”,经常对孩子们伸出“大拇指”,哪怕他们只有一丁点的进步,也要竖起大拇指来表扬。

“但我又有些担心,”钱洁不无忧虑地对《凤凰周刊·城市》记者说,“他们在这里被表扬惯了,一旦升入正常的小学,面对社会上的挫折打击,他们能承受得住吗?”

难以容身的特殊幼儿园

□ 记者 司马文宇

直到有一天,房东下了最后通牒——停水停电。晚上睡觉时,摘掉助听器后,孩子们听不见任何声音,如今又看不见光亮,再加上寒冷和恐惧,他们显得格外无助。在漆黑寒冷的夜里,老师们只能搂着孩子一起睡,让他们感到一丝安慰。

“妈

妈!”当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这声呼唤时,阿秀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放下公用电话,从镇里回村的路上,迎着呼啸北风,阿秀放任眼泪在脸上肆虐。“我儿子小雨会说话了!”她要尽快把这一消息告诉村里的人,也会想办法通知在南方打工的丈夫。

这是4年来,阿秀第一次听到儿子喊“妈妈”,虽然发音不像别人家的孩子那么标准,但清晰无误。小雨生下来就双耳全聋,治疗几乎倾尽了家里所有,但小雨的听力仍无起色。年轻的爸爸难以承受残酷现实,远走南方打工,担子落到了不满24岁的阿秀肩上。

转折出现在半年前的那个炎炎夏日。一位叫钱洁的南京城里的老师来到这个安徽的偏远小村,在田地里找到阿秀。“小雨——”阿秀对着身边不远处正在捡红薯的儿子吼道。小雨回头,看到妈妈身旁有个陌生女人,眼中充满疑惑。“小雨还有残余听力。经过听力训练和发声训练,还有开口说话的可能。我们可以免费做这一切,请相信我!”钱洁说得很真诚。“扑通”一声,阿秀跪了下来:“钱老师,你救救孩子,救救我们家!”

小雨的困惑

2011年11月30日,当南京雨花台区婷婷聋童幼儿园园长钱洁对《凤凰周刊·城市》记者说起初见小雨的情况时,依然难掩激动情绪。“那是2003年的事情了。从那以后,小雨就一直留在我们幼儿园接受康复训练。如今小雨已经13岁了,在南京读小学五年级,吃住还在我们园里。”钱洁说。

瘦小的个子使得身上崭新的运动装稍显肥大,黑框眼镜遮不住灵动的眼神,笑容自信灿烂,站在记者面前的小男孩就是小雨。“叔叔好!”口音清晰而标准,若不是特意观察,很难发现他双耳都戴着隐形助听器。小雨略带自豪地对记者说,他的成绩在班上还不错,尤其是语文,作文经常被老师选出在课堂上公开朗诵;数学也不错,100分的考卷基本上能拿到90分以上。不过,小雨也有一些困惑,比如对于英语就有些头疼。“英语听力我经常听不清楚,单词发音也经常发不准。”他说。

在和小雨聊天中,记者发现,对于一个13岁的小学五年级学生来说,他的生活经验和常识稍显“单纯”,比如没进过银行,也几乎没进过儿童乐园。平日放学后就回到幼儿园,周六周日也几乎全天都在这里,幼儿园就是他的家。9年来,小雨跟随幼儿园这个家在雨花台区一共换过四个地方,或因“扰民”,或因拆迁,或因涨价,或因环境等原因,每个地方只是短暂的过渡,就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小小的幼儿园在偌大的城市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归宿。

无根的浮萍

2003年6月1日,南京雨花台区婷婷聋童幼儿园在郁金香路君子兰花园小区正式开园,小雨是幼儿园的首批小主人之一。这是一套近300平方米的独栋别墅,院墙围起来就是孩子们活动的小天地。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听力,钱洁经常带领老师敲锣打鼓,尽可能地制造出最大声音。钱洁介绍说,由于小孩注意力不够集中,兴趣容易转移等特点,为了“抢救”孩子们的听力,这些敲锣打鼓的训练几乎是“随时随地、没日没夜”地进行。一段时间过去了,孩子们很兴奋,可邻居受不住了。

在投诉无果之后,有邻居选择了“打擂”,买来一个大喇叭,也对着幼儿园大吼。老师们只好自嘲说,这是邻居好心帮着孩子练听力。就这样,锣鼓声和喇叭声此起彼伏交替响起。持续了一段时间,邻居选择无声退出。

一晃,三年租期到了,房东下了逐客令。幼儿园的规模大了,孩子从最初的不足10人发展到了30多人,需要更大的场地,更重要的是,钱洁也不忍心再这样“扰民”了。于是,钱洁选择了附近一处相对孤立的别墅。场地很快装修好了,教学生活设备也搬进去了不少,可突然被告知,不能搬了,那地方要拆迁。仓促之下,2006年下半年,幼儿园搬到了安德门大街宁双路的一处厂区办公楼的五楼。

近600平方米新场地比原来宽敞了不少,但周围都是工厂,孩子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太阳下、草地上嬉戏玩耍了。无奈之下,幼儿园把孩子们圈了起来。同时,钱洁开始向政府有关部门写信,请求帮忙解决场地问题。2006年8月30日,钱洁在给当时的某位政府人员的信中这样写道:“区里面积有134.6平方公里,7个街道、51个居委会、15个村委会,难道就没有这些孩子的一片天地?为了这些可怜的孩子,恳请帮助解决办园场地,一个1000多平方米、地区不限、房租不太高的安定的地方。”钱洁说,类似的信她这些年写过无数封,但都没有什么回音。

很快,宁双路的场地也到期了,房东不打算续租,而下一个场地仍然没有着落,向几个有关部门求助,也没有反馈。直到有一天,房东下了最后通牒——停水停电。晚上睡觉时,摘掉助听器后,孩子们听不见任何声音,如今又看不见光亮,再加上寒冷和恐惧,他们显得格外无助。在漆黑寒冷的夜里,老师们只能搂着孩子一起睡,让他们感到一丝安慰。

幼儿园的佘老师对记者说,在停水停电后,她不忍心看着孩子们这样受苦,就带了10个孩子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场面很是热闹。最后经过区里调解,房东总算恢复了水电供应,但场地还得继续找。

铁门里的爱

2009年1月,小雨跟随幼儿园搬到了现在的铁心桥西春路1号。这栋厂房楼的三层,600多平方米大小的全封闭空间,就是这100多名幼儿园师生的教学生活场所。整个三楼有两个楼梯,一个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用一道铁栅栏门锁死;另一个楼梯也有一道铁栅栏门,平时是锁着的,有人进出时需要按门铃,让老师从里边取钥匙开锁。

整个三楼分为十几间房间,7间教室,4间不足4平米的单训室、3间辅助教学室、1间洗手间、1间女教师宿舍、1间儿童卧室、1间储物室兼男教师宿舍,还有1间是多用途场所,兼做摄像室、演播室、会议室、活动室,吃饭时还是餐厅。女教师宿舍里摆了十多张双层床,住着16位女老师,床头挂满衣服,床下塞满行李。儿童卧室里放了30多张双层儿童床,显得狭小局促。储物室的面积在10平方米左右,孩子们平日吃的橘子、香蕉等水果都放在这里,还兼做男教师宿舍,放着两张双层床,唯一的男教师和负责后勤的老大爷就住在这里。

一楼角落里有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放着一些简易的厨具,全园100多名师生的一日三餐都出自这里。

吃住仍在园里的小雨是这帮孩子很崇拜的“老大哥”,放学后回到这里,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杂事。

四楼有个阳台,晾满了衣服,天气好时,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在太阳下做些游戏。晚上等孩子们都睡了,钱洁也会带着老师们上来,对着星星月亮大喊,发泄胸中的积闷。如果赶上下雨天,孩子的衣服没有地方晾,便会挂满室内的房间。通往阳台的楼梯转角处,放着一个大号柜子,上层和中层装满了毛绒玩具,下层塞满了孩子们的衣物、鞋子等物品。楼梯高处,拉了几条晾衣绳,挂满了孩子和老师换洗的衣服,还有孩子尿湿的被褥。

三年租期临近,房东同意续租两年,但租金几乎要翻一番。对于现在的场地,钱洁并不满意,空间太小,对这些特殊的孩子来说,楼外的世界充满了危险,两处铁栅栏门保护了孩子的安全,但也限制了他们的活动空间。

孩子的翅膀

小雨要走了。钱洁告诉记者,她已经联系好了阿秀,今年年底就把小雨送回父母身边。虽然她也知道,小雨家里经济情况并不好,这些年小雨和父母聚少离多,但是小雨已经13岁了,青春期特有的叛逆性格已经显现,而目前幼儿园的环境并不利于小雨的成长,也许回到父母身边是最好的选择吧。如果说多年前的小雨是折翅的天使,那么经过这些年的修复,翅膀已经有了飞翔的力量,至少已经能够像普通的孩子一样,可以正常融入社会。

修复听力,开口讲话,正常融入社会,是幼儿园这些孩子的最大诉求。为了早日达成目标,幼儿园只能抓紧一切时间,抢救性强化训练听力和发音,即使在节假日,也很少放假。在记者问及目前这样的封闭环境是否会影响到孩子以后正常融入社会时,钱洁犹豫了一下,说孩子们最开心的是到了周六周日,有志愿者到来后,有时会带孩子们外出游玩,到广场、超市,看到阳光绿地,孩子们开心得不得了,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抓着二楼铁门外楼梯的栏杆不肯放手,不愿意回到这里。

“我们对于场地真的没有太苛刻的要求,只要有个1000平方米的固定场所,能够让孩子们每天见到太阳和绿地,安全一点,离工业污染远一点,交通方便一点,以便孩子头疼脑热时能打到出租车,还有,租金不要太高。”钱洁对《凤凰周刊·城市》记者这样说。

(文中小雨和阿秀为化名)

注:本组报道在采写过程中得到了南京雨花台区婷婷聋童幼儿园的大力支持

被“隔离”的聋哑儿童

□ 特约撰稿员 崔效辉

哑儿童是残疾人群中的一个部分,相对来说,如果这个群体能够在未成年之前,尤其是在婴幼儿时期得到及时的、足够的康复治疗,他(她)们成年后在就业、婚姻、社会参与等方面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差异就会缩小。从技术上来说,“人工耳蜗”等技术可以部分弥补这个群体的听力损失,而语言训练又可以帮助他(她)们与其他社会群体建立有效的交流。

对聋哑儿童来说,及早获得准确的诊断、康复治疗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医疗保障体系内,与聋哑儿童的康复治疗所需要的巨额费用相比,医疗保险所能支付的部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目前,在中国的沿海城市中带有康复训练功能的幼儿园接受一个聋童就学,其家长每月要支付的费用大致为:学费2000元+生活费600元+管理费50元+其他所需费用350元=3000元。这样下来,这个家庭一年几乎需要近4万元用于聋童的康复支出。对很多城市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何况这并非聋童一年内康复治疗、日常生活所需的全部费用。对一些民办的聋童康复机构或幼儿园来说,如果没有政府资助或社会捐赠,仅凭每人每月2000元的学费收入,很难维持机构或幼儿园的正常运转。

政府举办的康复机构数量有限,民办机构得到政府的资助及社会捐助也不足,聋童的家长必须支付聋童的绝大部分康复治疗费用。也就是说,聋童能否得到及时的、足够的康复治疗取决于其家长的支付能力。康复治疗的水平越低,聋童与社会交往的能力也就越低。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聋童及成年后的聋哑残疾人是社会上的一个被“隔离”的人群,这个人群大多在群体内部互动,与其他群体的社会交往很少。除了在一些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里,这个群体很少出现在人们的日常视野中。

得到比较好的康复治疗、职业训练的聋哑人在社会交往、社会融入、社会分享方面也面临诸多的障碍。这与过去几十年里政府的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政府的政策把残疾人定义为一个不同于一般人群的“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成员从出生之日起就被定义为“特殊”个体,一系列政策、法规、规定、决议、通知等把这个群体和社会上的一般人群隔离开来。这无疑是一种“标签行为”,所谓“健康”与“残疾”的标准是人为的建构,这种建构使得我们的社会将“生理与心理不健全”的标签与“严重后果”联系在一起。从政府政策的宗旨来看,把这个群体定义为“特殊”群体是为了保护这个群体。但是,其政策后果是在保护的同时,把这个群体与其他群体“隔离”开来。“隔离”意味着距离、疏离、疏远、陌生,当这个群体无法与社会上的其他人群正常交往后,这个群体内部的互动就增多了、强化了,这无疑增加了这个群体的内部认同,而把这个群体以外的群体看是“他们”,而“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体现在诸多的社会生活领域,即使有聋童或成年残疾聋人想突破这种藩篱也无济于事,因为这种“藩篱”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存在,个人的力量与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政府残疾人政策所带来的这种“隔离”性的后果,还与政府的社会政策供给不足有很大关系。在经济欠发达时期,政府的残疾人政策只是确保这个群体的基本“生存”,无法保障这个群体尊严而体面的生活。在这个历史阶段,城市的聋童可能会享受到政府有限的政策关怀,而农村地区的聋童基本上由家庭照顾,几乎没有或很少有“康复训练”。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社会财富尤其是政府拥有的财力已经今非昔比,加大政策供给、为聋童提供及时而足够的康复治疗、打破社会藩篱、确保这个群体能够共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应该成为新时期政府的政策导向。然而,遗憾的是,虽然出现了政策转向的端倪,政府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要“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在诸多涉及残疾人的政策领域,政府的制度建设、法规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诸多的法律、法规都涉及残疾人的权利。但是,残疾人的许多权利只停留在纸面上,残疾人真正能够享受到的政策支持、帮助是很有限的。比如,《中华人们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这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这种规定要落到实处,还需要一系列的“操作性”规定与之配合,目前诸多涉及残疾人权利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都比较缺乏操作性的规定,这就使得政策的执行者有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做”与“不做”、“做多”与“做少”、“何时做、何地做、怎么做、谁来做”,等等,都由政策执行者自己决定。

以就业为例,聋童经过适当的康复训练,在成年后与其他方面的残疾人一样,可以胜任许多方面的工作。政府规定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按比例录用残疾人,政府机关也应当按比例录用一定比例的残疾人,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政府部门在招录工作人员时,诸多的歧视性规定跃然纸上:性别、年龄、户籍等,关于“身体健康”的规定更是有些离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些工勤岗位本来可以招录一些经过康复训练、能够胜任岗位要求的残疾人,但是,实际情况是残疾人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里的就业机会是少之又少。

除了政府的政策供给不足、政策中“操作性”规定欠缺外,残疾人的社会隔离还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仁者爱人”规定了被爱的是“人”,如果是“小人”或者是“非人”则不用去爱了,同时儒家文化建构了“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那些身处等级最末端的人,其作为“人”的价值与等级的“上等人”是大不一样的。“爱人”只体现了价值理性,因为没有工具理性来达成“爱人”目标,所以,“爱人”有可能会成为空中楼阁,而在“长幼尊卑”的等级制度下,许多“害人”行为却可以大行其道,以至于在“五四”运动中,鲁迅先生把传统的礼教文化视为“吃人”的文化。在等级文化的影响下,社会公众会觉得,残疾是个人困扰,社会应该予以帮助,但是,主要还是要由个人及家庭承担残疾所带来的后果。传统文化的影响及其与隔离性的政策相互作用使得公众对被隔离的残疾人群缺乏了解,比如,一提到“精神健康”,公众就会联想到“精神不正常”、“神经病”(并非是指神经系统的疾病),进而联想到“精神疾病患者可能会有不受控制的暴力倾向”,如果要在社区中建一所社区康复中心,依托社区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康复治疗,大多数社区居民会表现出某种不安甚至反对。家长也不愿意自己孩子的班级里出现“随班就读”的聋童,聋童的社会化过程会因此受到影响。

增加政策供给、扩大社会福利覆盖范围、提高社会福利保障水平是促进残疾人社会融入、共享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引入社会工作“把人当人”、“助人自助”的理念及其相应的工作方法,有助于消除社会隔离,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工作是一种致力于扩展和提升人类生活品质的专业,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自身的潜能以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需要。只有通过人们的共同努力,提升个人能力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社会工作还致力于通过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来实现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变革,其目的在于消除社会隔离、不平等和非正义。社会工作者通过与个人、群体、社区的共同努力追求社会、经济与政治资源的公平分配,尤其关注那些被忽视的、脆弱的和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和有特殊需求的群体。

在残疾人的社会融入与社会共享方面,社会工作不仅提供了“把人当人”的价值理性,同时也提供了“助人自助”的工具理性,解决了目标与手段的统一问题,有助于消除社会隔离,使残疾人能够与其他社会群体一起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

(作者为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城市规划应重视聋哑群体的需要

□ 特约主笔 杨保军

我国仍停留在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初级阶段,距离形成真正的“无障碍环境”还存在较大差距。过去,我们的规划设计往往偏向主流社会,对弱势群体关顾不周,所以,这类群体对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的诉求容易被忽视。

哑人属于有听力和语言能力障碍的群体,是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由于他们生活在无声世界中,与一般人之间缺乏正常的语言沟通,通常会游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群体。“社会不仅要为他们提供医疗救助,并且要提供帮助其回归社会主流的无障碍环境”,如今已成为全球城市规划界的共识,也是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

无障碍环境理念,在1950年代提出。一般包括三部分:首先是物质的无障碍环境,也就是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的安全通行和使用便利,在道路、建筑物等建设项目中配套建设的无障碍设施;第二是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环境,主要指电视手语和字幕、盲人有声读物、音响信号、特殊通讯设备等辅助技术或替代技术,为听力障碍、语言表达困难或视力残疾者接受和传播信息、参与社会生活创造条件;第三是社会文明的无障碍环境,主要指社会注重生命尊严和人文关怀,包括社会态度、政策扶助、接纳关怀等,形成心理上的无障碍社会氛围。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已形成了较完整的无障碍环境建设体系,保障了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提高了残疾人在城市生活中的便利程度。

1980年代末开始,我国也开展了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工作。1989年至今,我国颁布了多条法律法规,对城市道路、建筑物、居住区的无障碍设计提出了明确的技术要求。从建设情况来看,各省市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了无障碍设施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目前我国大城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

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仍停留在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初级阶段,距离形成真正的“无障碍环境”还存在较大差距。一是区域差距、城乡差距问题依然突出,二是将建设无障碍设施硬件作为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而没有真正地考虑残疾人使用需求。

由于我们公共服务缺少从听觉障碍者的实际困难出发,所以我们的公共服务和设施存在许多不到位的地方,如绝大多数学校不能满足聋人的需要,只好设立聋哑人学校专为聋哑人服务,即便如此在全国仍没有一家专为聋哑人服务的高等学府。在街道社区层面,为聋哑人的服务也难以细致入微,普遍缺乏专为聋人服务的一些警示系统,如光闪式的火警系统和交通警示系统。

人都有沟通、交流和参与的需要,由于相关公共服务的缺失,聋哑人与一般健全人生活在一起,有诸多的不便,更缺乏足够的沟通和参与。所以聋哑人会集聚在一起,相互依存,共同使用哑语交流。通过集聚可以增加聋哑人与外界的沟通,进而增加聋哑人的自尊,以及对社会的认同。但这种特别居住区并不利于聋哑人士健康生活,会使他们越来越远离健康人群,使他们可能被隔离于社会。

过去,我们的规划设计往往偏向主流社会,对弱势群体关顾不周,所以,这类群体对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的诉求容易被忽视。近年,规划开始重视弱势群体的需要,并在一些规划中努力践行公众参与,听取各界意见。但哑语交流十分困难,聋哑人的需求未能得到表达,常被忽视。将来是否可以利用网络平台来进行沟通交流,或许值得探讨。

2011年4月2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内容涉及管理体制、无障碍建设、无障碍信息交流等。这也意味着我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将迈出新的一步。

希望未来不断通过法制建设、舆论引导、设施完善等多种方式,促使我国从初级的无障碍设施建设走向全面的无障碍环境营造。

(作者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特殊儿童需要更多社会关爱

□ 特约撰稿员 邓飞

特殊的意思是聋哑儿童并不比别人差,而是他们相比正常人有点“特殊”而已,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特殊儿童的教育更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投入,要意识到家庭对于特殊儿童的关爱是远远不够的。

有嬉戏打闹声,没有课间广播体操音乐,甚至都没有下课铃声,走进湖南常德的安乡特殊教育学校感受到的是安静。

湖南省安乡县特殊教育学校目前在校学生有68名,分别为听障、智障和自闭症残疾孩子,大都来自贫困的乡村家庭。一走进教室,孩子们在教师的带领下打出欢迎我们的手语。可以感受到孩子们是非常渴望交流的,双眼有神。

聋哑儿童也叫特殊儿童。“特殊儿童”这个词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我想这个词汇的发明者是想温柔地让聋哑儿童接受这个现实——他们无法通过听觉来感受这个世界,与普通人有一点点“特殊”。特殊的意思是聋哑儿童并不比别人差,而是他们相比正常人有点“特殊”而已,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安乡特殊教育学校校长介绍,耳聋给儿童带来的不仅仅是生理方面的障碍,而且还有心理方面的影响,早期发现小儿耳聋并采取适当的康复措施,是保证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婴儿在语言发育最关键的2岁至3岁内如不能建立正常的语言学习和训练,将导致聋哑或语言障碍。一般婴儿出生后,多数畸形经过医生的检查都能发现,而听力则很难通过查体发现,往往当婴儿长到2—3岁时,父母才发现其对声音无反应,但此时已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如果到6岁以上才发现孩子的听力有问题,再挽救孩子的听力会非常艰难。

特殊儿童需要更多接受来自家庭的关爱,让他们克服生理上的困难,学会学习与交流,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然而现实情况常常令人惋惜。

校长告诉我,他们学校大部分孩子的家庭因为聋哑而陷入贫穷的漩涡,甚至听力上的缺陷成为了被抛弃的理由。在农村地区很多家长没有意识,不能帮孩子尽早检查,只有等到过了最佳治疗期之后才发现听力上的缺陷,又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导致家庭分裂,最终受害的都是孩子。据安乡特殊学校校长介绍,那里的孩子有一些是被父母遗弃,来学校时间长的已经超过10年。这期间,父母关爱的缺失对于孩子的学习与成长影响很大。

安乡特殊教育学校还是在县城的一个学校,农村的情况就更加差。聋哑儿童被遗弃的比率越高。即便是没有被遗弃,也不能送到特殊教育学校,不能得到教育,最终丧失生活能力,越来越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群,形成恶性循环。

特殊儿童的教育更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投入,要意识到家庭对于特殊儿童的关爱是远远不够的。到了安乡特殊教育学校之后,我鼓励他们开设微博,通过网络与社会进行沟通和交流。

陈红喜是学校的美术老师,高大、憨厚。学校的手语老师李老师大声对着他的耳朵讲话,我才察觉到他也是听障人士。陈老师将我们带到作品陈列室,他带领孩子们画的画笔调天真、活泼而纯净。很多画被他精致地装裱起来。我把陈老师带领学生画的画拍照发到网上之后,很多网友表示希望在网上拍卖,为学校的孩子们筹集资金购买助听器等设备。

当时我把学校的情况告诉九阳公司的朋友,他们当即决定捐赠一台价值2万元的大型豆浆机,可以为全校的孩子们煮豆浆,补充营养。一个星期之后,孩子们喝上了新鲜豆浆。

随行的还有一位长沙的企业家,她在繁华的步行街经营着一家潮品商店。她自己开车带来了她以及她朋友捐赠的文具用品、牛奶等食物。她说,她是偶然听到安乡有这么一所特殊学校,于是准备捐赠一些文具。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朋友之后,她的朋友都很乐意凑钱买礼物给特殊学校的孩子们。正如这位爱心企业家一样,更多的人并不是没有这份爱心,而是他们的生活接触不到这样的信息。

同时还有一些公益组织也会有针对聋哑儿童救治的项目,比如春暖基金。他们有自己的专业团队以及志愿者,能够补充家庭与社会资源的缺失。只有通过大家的共同关爱与努力,聋哑儿童的境况才会越来越好。

(作者为《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

免费午餐  用公益弥合社会割裂

□ 撰稿 叶铁桥

邓飞说:“ 免费午餐是为了孩子,孩子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公约数,在面对需要帮助的孩子的时候,大家都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价值在于构筑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能够让许多人充分释放他们善意,凝聚共识,实现梦想,齐心协力去改变这个社会。”

费午餐项目的建立,源于媒体人邓飞及其团队的努力。他和国内数百位记者共同发起了这个项目。8个月过去了,免费午餐项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也让一路艰辛走来的邓飞有了很多切身的感悟。他接受记者专访,讲述了免费午餐项目的历史和他的个人感悟。

支教老师不敢在教室吃饭,因为孩子会眼巴巴地看着

记者(以下简称“记”):为什么想做免费午餐项目?

邓飞(以下简称“邓”):有一位来自贵州毕节黔西县素朴小学的支教老师叫蔡加芹,她说她不敢在教室吃饭,因为孩子们闻到香味就会眼巴巴地看着她。最后,悄悄吃,因为她害怕看到孩子们的那种眼神。

听她介绍后我才知道,这里绝大多数小朋友都吃不上中饭,他们下午4点半放学回家才能吃上饭,但很多小孩回去的山路超过十里。这话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亲自去看一眼。

记:实地考察的情况如何?

邓: 2011年3月26日到黔西县,我不仅去了素朴镇,还去了更穷的太来乡,那里有个乌江小学。乌江小学有149名学生和30名幼儿,都没有午饭吃,靠喝凉水充饥。 当时我们一共考察了四五所学校,其中就有第一所免费午餐全覆盖的沙坝小学。我去考察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要援助一个学校,甚至有计划要谋求建立标准化模式来推动中国贫困山区免费午餐计划。

记:推动这一计划,你的资源来自哪里?

邓:微博能聚集起良善的力量,帮助别人,改变社会。只要有人愿意去做,就很快能积聚跟你想法相似的人的力量,大家一起去做一件事。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通过微博获得了很多不可思议的支持。

记:做免费午餐项目也是如此?

邓:有人问我,为什么做起了免费午餐项目?我本来想去贵州建一个学校食堂,结果发现很多学校都需要帮助,就在微博上呼吁帮忙,结果大家很帮忙,把事情办好了。大家的热情很高,我又得把更大的事情办好,结果就成了现在这样子。其实,我只是个执行者,受到大家的信任和帮助,为他们去执行。

24小时内募集了4.6万元 一些县实现全覆盖

记:最先开始是在沙坝小学,你们进展很快。

邓:沙坝小学在黔西县花溪乡,我们准备作为第一个试点项目,2011年4月2日正式开伙做饭,给169名孩子提供一碗米饭、一碗菜汤和一个鸡蛋。

记:开餐当天的情况如何?

邓:我们是2011年4月2日去的,再去的时候,就有一些志愿人士了,包括影星孔维,以及后来成为我们核心团队成员的律师胡益华,他们全都是自费去的。由于是第一次,学校很重视,把课桌都搬出来了,让孩子们在操场上吃了这顿午餐。

接下来,我主要研究的是免费午餐的成本控制和执行流程。在沙坝小学,我们决定鸡蛋、大米和油盐由当地供货商供应,蔬菜学校周边采购。这些一定要接受老师和家长的监督,确保食品安全。最终确定,一个孩子一次午餐的花费为3元,由我们来负责募捐。也就是在这一天,我宣布联合全国500多名记者,正式发起“免费午餐”公益项目。

记:怎么募捐,是你自己设立账户吗?

邓:2011年4月2日晚上9点,我在微博上号召对免费午餐项目捐款。但我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我们不能碰钱。个人公募有法律和道德风险,也无法为孩子们提供长期支持,我联系了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由他们提供专门账户接收捐款。

当天,我们设立了“免费午餐”官方微博,详细披露项目的每一步进展,力求公开透明。当晚9点14分公布的捐款账户,24小时内就募集了4.6万元。

记:接下来考虑的是怎么尽快筹款的问题。

邓:我发现只要做好事,就有很多人来帮你,第一位站出来的是演员马伊俐,她捐了2万元;第二位是天使投资人薛蛮子。这时候我们想到了一个创意,就是像巴菲特一样,拍卖与他共进午餐的机会,10万元起拍,结果很快就拍卖出去了。

记:你们现在一共获得了多少捐助,有多少所学校实行了免费午餐?

邓:我们目前筹募的资金超过2500万元,一共在13个省份的110所学校实行了免费午餐项目。我去了其中8个省份的16所学校。

记:我看到有些地方已经实现了全县覆盖。

邓:第一个全面覆盖的是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从2011年9月开始,新晃全县41所村小学的1500余名学生都享受免费午餐,成为全国首个全县开展免费午餐的地区。当地政府每年出资近60万元支持这个公益项目。

做公益也可以很快乐

记:2011年发生的一些事件曾让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遭遇了质疑,很多人都说你们拯救了中国慈善。

邓:我并不懂慈善,只是偶然闯到了这个领域,然后汇聚了民间的善意而已。但我认为,不懂就要公开透明、积聚智慧,让大家一起想办法将项目推进下去。我希望能打造一个新模型,通过微博实现公益活动的公开透明;并且,这种公开透明必须是实时的,就像新闻有时效性一样,可以实时公布,有效预防腐败。

记:你们怎么保证每笔款项都能不打折扣地变成午餐落到孩子们的饭盒里?

邓:我们特别强调项目的透明化和监督到位。首先,求开设项目的学校设立微博,把每天的用餐情况和花费都发到网上,供大家监督;且这个微博不能由采购人员掌管。其次,建立老师、家长、学生一体的监督体系。第三,我们呼吁网友在返乡和旅游之际随时走访这些学校进行监督。

记:有人指责你们出差为什么要坐飞机,吃饭为什么要吃得比当地受资助的学生好,还问你们吃碗面多少钱,出去是打车还是坐公交车?

邓: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结果,我们只能收获悲摧。把自己折腾得穷困潦倒,甚至要砸锅卖铁以至于献血才能把慈善进行下去。这不是激励大家去做慈善,而是让大家对做慈善敬而远之,我反对打悲情牌、放催泪弹。做公益也可以很快乐,现实虽然残酷,但我们心里一定要有阳光。

微博公益可以赢得共识,弥合社会割裂  

记:从2010年的“宜黄拆迁”事件,到2011年年初的“微博打拐”,我看到你经常在赞叹微博的神奇。

邓:通过这些事件,我发现微博可以动员海量的资源来帮助解决问题。现在有了微博,我可以直接通过行动谋求改变。大家微博上守望相助,让点滴汇聚成江海,锻造新力量,这会极大地改变社会。    

记:做公益让你由监督者变成了建设者,对这种转变有什么感悟?

邓:以前做调查性报道,到处揭露腐败、黑幕,我相信那也是对社会很有价值的,因为我的监督也是为了这个社会更完善。但有时候监督多了,会有无力感,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动手建设呢?如果用爱和善良去建设,容易达成共识,实现改变,这也是改变社会的一种好方式。

记:我看到你在微博上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而且,大家很奇怪,你以前是个监督者,现在做公益要跟政府部门打交道,也很得心应手。

邓:实际上他们是在支持做实事的人,这就是做建设者和行动者的好处,它能弥合社会割裂,达成民意共识。

免费午餐是为了孩子,孩子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公约数,无论在观点上有多大的差异,也无论是富人还是普通人,在面对需要帮助的孩子的时候,大家都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价值在于构筑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能够让许多人充分释放他们善意,凝聚共识,实现梦想,齐心协力去改变这个社会。我一直提倡要用建设的心态去发挥正面力量。

(转载自《中国青年报》,有修改及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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