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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宅依旧 倩影不再——三个故事背后的名媛
来源:ifengcity   发布时间:2012-2-6  阅读:16294

    在中国,“名媛”之说因是与西方的“教会”、“鸦片”和“大炮”一同而来,满打满算不过百来年历史。需知,名媛不是交际花,更不是某某大赛选出来的美女。组成名媛的硬件,是先天的遗传,软件则来自灵魂在时空中的不断淬火。

 

□ 特约撰稿员  程乃珊

香港九龙有一座落成才两年的21层高楼“The One”,原址是残旧不堪的中英大厦。“The One”号称全香港最高的商场,由一位地产大鳄兴建。据说他曾经苦追一当红女星,女星结婚了,新郎不是他,他将大厦命名为“The One”,谨以此作为礼物祝福她,寓意她永远是他深爱的唯一。

严格来讲,当红明星能不能入名媛之列还待商榷,不过城市中每一栋名宅似乎都与女人有关,这有点像男人为心爱的女人搭了一个戏台,让她尽情表演,他则在一边默默欣赏。当然,感情有长有短,激情过后,房子还在,故事也留下来了,成为一则代代相诵的都市传奇。

程氏家族两代名媛的不同命运

在上海南京西路靠近常德路的拐角处(张爱玲故居常德公寓的斜对面),有一栋六角形的全封闭的如古城堡一样的建筑,现为静安公安分局。这里曾经是培进女中校舍,也就是笔者曾度过6年时光的母校。进大门后拾阶而上便是正厅,底层是呈八角形的五间汽车间,正厅原本应是开Party的Ball Room,后被培进女中作为礼堂。朱红色的大理石地面和乳白色的大理石石柱,默默述说着当年的奢华和辉煌。犹记得初中一年级,第一次去母校报到,那座大理石双环抱的楼梯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目光。6年中,我们诸多女生时常拎着想象中的裙摆,沿着大理石楼梯从三楼缓步行至一楼,想象着自己是赴王宫参加舞会的灰姑娘。而由于曾经是女中的校舍,这栋六角形的大宅也因此保存得十分完好。

这座大宅的原主人便是上世纪初的上海滩第一地产大王——程德润,号谨轩。因为长着一脸的麻子,又被人称作“程麻皮”。

1860年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率兵东进,势如破竹般逼近上海。程麻皮作为挑夫随军进了上海,就此留了下来落地生根。他本是安徽贫苦农家子弟,使得一手高超的木匠活,加上他为人纯朴,便获得了在史密斯洋行干活的机会。凭着聪明机智,很快就从木匠升为监工,再成为买办,最后竟成了上海华人第一地产商。上世纪20年代初,程麻皮在南京西路1550号造了这栋豪宅,可惜的是两年后他就去世了。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全福”,程麻皮虽贵为上海滩第一地产大王,富可敌国,他的家庭却有诸多不如意。程麻皮共有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小儿子夭折,大儿子先天聋哑,后又很不幸地因洗澡时取暖器煤气泄漏中毒溺死在浴缸中。程麻皮的大儿子生了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其子就是人称“上海滩孟尝君(养有食客三千)”的程贻泽,做了很大的事业,上海著名的德义大楼,南京西路的花园洋房弄堂1522弄都是他的物业,他还出资组织东华足球队、上海网球队、华人棒球队、篮球队等。与程贻泽的洋派开放、风流倜傥相比,他的三个姐妹却一直养在深闺从不出来社交。20年代,已有不少西化家庭将女儿送入诸如中西女中、圣玛利亚女中等贵族洋女校学习,但程家三位千金,只是请了家庭老师上门教古文诗词、书法丹青,采用的是仍然是传统教育。二千金、三千金安分守礼,任父母安排一切,早早就嫁出去了,二女儿嫁给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孙子,三女儿嫁给李鸿章的孙子,唯独最漂亮的大千金,偏偏不按常规出牌,恋上了家里的白俄保镖。

所谓白俄就是沙皇时期的贵族,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那些贵族一等的跑美国欧洲,二等的便来到了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三等的则流落在中国东北一带。而那时上海的有钱人,出于保障人身安全的想法,都会请白俄做保镖。当时汽车还未普及,加上程家风气保守,觉得马车比汽车更威风,程家的保镖同时还兼任马车夫。程家保守封闭,程大小姐社交面也不广,这位保镖原本许是沙皇骑兵队的军官,高大、威猛、英俊,于是便成了程大小姐生活圈里唯一有吸引力的异性。当时的静安寺一带还未被开发,充满田野之趣,白俄保镖便常常驾着马车带大小姐去兜风,向她她娓娓述说当年异国贵族圈的趣事逸闻,又成了她接触多彩世界的一道窗口。

作为千金小姐、社会名媛,程家大小姐几乎什么都有了:豪宅、金钱、地位,就缺一场惊天动地、刻骨铭心的爱情。而她对爱情的向往又是不带任何物质色彩的,很有一种“爱你爱到天荒地老,随你浪迹天涯”的情怀。有一天,这位小姐留下一封信,没带走家里的一针一线一分钱,就跟着这位白俄保镖私奔了。

“私奔”这个字眼在现时的社会,已经不大会听到了。我们现在也想象不出当时的一位娇小姐竟可以抛弃这一切,跟着身无分文的异国人远走他乡,因此这件事在20世纪20年代便成了一件十分轰动的社会新闻。

不过,大约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位名媛又悄然回来了。到底是俄国军官对她心生厌倦,还是她实难忍受马车夫老婆的角色,或者受不住豪宅外粗茶淡饭的生活,我们无法追究。毕竟不是灰姑娘进皇宫,而是公主落难民间,反正这位名媛的爱情之梦破灭了。悲惨的是,昔日的程家大小姐,再也回不去曾经生活过的豪宅了。程家迫于封建礼教的压力,觉得大小姐的私奔之举令他们大失颜面,听说她的亲生母亲还将一把剪刀和一根绳子扔在女儿面前。最后有家归不得、悔恨不已的程家大小姐选择了上吊自尽,一代名媛就此香消玉殒。

名媛有两类,一类就是程家二千金三千金,在美貌富有和高贵门第的庇护下,人生轨道犹如火车轨道,一切都是预先设定的,细心周到地被安排好了,无风无雨,因而也缺乏传奇和浪漫。当后人想从这些名宅中寻找一点故事时,竟有芳踪无处觅的惆怅。一切的辉煌、奢华,都在指缝间悄然溜走了!还有一类,就偏偏喜欢不按惯例出牌,犹如那位程家大小姐。或许是出于任性,更因为她自小锦衣玉食,生活在象牙塔中,不谙油米柴盐,满脑子的浪漫绮梦!一个从没坐过“宝马”的女孩,才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要在自行车后笑”,而对于一出世就生在宝马车的女孩,从没坐过的自行车可能更有吸引力。

作为名媛,她们的物质生活已然十分丰富,一般都对精神层面有更迫切的追求。可惜程家大小姐早生了几年,如果她出生在社会风气更开放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许她的命运就会截然不同了。程家大小姐的两位外甥女——兰娟、惠娟,便赶上了一个好年代。两姐妹以活泼貌美而闻名当年上海的社交沙龙,追求者无数。她们在上海一流的贵族女中——中西女校(也是宋氏三姐妹就读的名校)毕业后,经历自由恋爱进入婚姻,组成幸福家庭。其中一位嫁给沪上望族贝氏家族(贝聿铭的宗族)后人。两人婚后远赴海外定居,生活幸福美满。直到改革开放后,两姐妹适闻当年同属外祖父程谨轩所有的北京西路的另处一豪宅(旧称丽都花园),已拆除并建造成一个现代化的社区。这对已逾九旬的老姐妹抱着叶落归根的心理,在那买了两个住宅单位,以告慰在天之灵的祖宗亲人:我们回来了!人说三代才能出一个贵族,程家历经四代蜕化,至此终于出了两位如假包换的名媛。

人去楼空的绿房子

坐落在上海铜仁路333号的绿房子建造于1937年,1966年后其产权归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所有,2008、2009年曾出租给商家开设餐厅和酒吧,现已收回,出于保护历史建筑等原因,暂时处于空置状态。这幢两层楼高的绿色弧形建筑,是最经典的Art.Dec建筑,因全屋的外墙与围墙均由绿瓷砖为贴面,旧上海都称之为“绿房子”。设计师为著名的匈牙利籍犹太人邬达克,屋主吴同文是老上海著名的颜料大王。

吴同文生活奢华,热衷享受,绿房子里经常开party。当时的旧上海,参加绿房子的party犹如今天去新天地一号会所一样,成为那时候的上海滩一种衡量身价和时尚的标志。

直至“文革”前,绿屋里的生活仍然维持着一直以来的舒适和奢华,与老上海的资本家及其他统战人士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级社交圈,与当年辛亥革命推翻皇帝制后仍允许溥仪在紫禁宫里保留一个小王朝一般无二。从这个角度讲,上海在解放后直到“文革”前,依然保有名媛的倩影,只是比较低调、内敛。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吴同文最小的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女儿,还在北京医科大学就读。虽然上海已经解放,名媛之称不复存在,但是在上海的上层圈子里,吴家小姐仍然属于名媛之列。因为漂亮、富有、活泼,又有名校背景,这位吴家小姐,追求者无数。经过深思熟虑,她挑选了一位长她12岁、沉稳帅气,曾在英国怡和洋行任工程师,解放后又被国营纺织厂聘为工程师的男士。当时,人人都夸奖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岂知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在她面临毕业分配的时候,男友却从上海被“发配”到新疆去了。这位绿屋小姐,为了追随他,不经思索就将六个毕业志愿全部填上新疆。其实,以吴小姐的家族背景,她完全可以回到父亲在上海的绿房子,偌大的绿房子也不差她一口饭,几千平方的面积也不少她一间房,然后找一个富二代风风光光地嫁掉。但是这位名媛,却义无反顾地奔赴新疆,追随自己的未婚夫去了。

2007年,笔者趁着全国书市在乌鲁木齐举办,专程去探望他们。当年纤细娇弱的绿屋名媛,在近半个世纪塞外风沙的打磨下,体格变得壮实了,言语也变得率直了。只是依然白皙细腻的皮肤和不时对丈夫展现娇俏的笑容,仍能依稀找到当年绿屋名媛的风采。她哈哈大笑着讲述刚从上海来到新疆时出的洋相和狼狈,一点儿也没有伤感、后悔与失落。但在我听来,那是一段多么艰辛的历程,特别是她不经意地提到,刚去新疆时上厕所必须带个铁锹就地解决。我实在无法想象,来自于上下四层共有15个面积均超过10平方米,颜色分别为鹅黄、粉紫、湖绿,式样各不相同的厕所的绿屋名媛,是如何将这接近半个世纪的时光走过来的。不过我马上找到了答案:她与丈夫犹如连体婴儿,就是吃饭时也是十指紧扣,虽然当年的英俊和美丽已随风而逝,但是我仍然深深感受到了那两颗热烈相爱的、年轻的心。

在中国,“名媛”之说因是与西方的“教会”、“鸦片”和“大炮”一同而来,满打满算不过百来年历史。需知,名媛不是交际花,更不是某某大赛选出来的美女。组成名媛的硬件,是先天的遗传,软件则来自灵魂在时空中的不断淬火。

物质决定精神,自小良好的教育、温馨的成长环境,令名媛都有一颗纯洁、平和的心。她们一般不善心术,习惯听从内心的呼唤,特别对爱情的追求只求完美、真挚,不大会以此作交易。

真正的一代名媛郑念

福楼拜曾经说过: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眼下各种标榜为“上层女子”、时尚杂志中介绍的所谓“新名媛”,无非是美女加有钱丈夫或父亲及名牌堆身,充斥着暴发户的奢华,看在眼里很为那曾经掠过时间回廊并投下高贵倩影的名媛叫屈。

名媛就是女中贵族,她们的崛起和出现,为中国女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和生活风格。贵族的“贵”,不在锦衣玉食、奴仆成群、前呼后拥,而在不用其一贯遵循的人文价值原则作交易,竭力维护自己在平民中的表率风范。犹如《桂河大桥》中那位英国军官,虽然沦为俘虏、虽然已衣衫褴褛,但面对敌国军方的淫威所表现出的傲气和贵气,令人肃然!

2009年11月2日,郑念女士在美国去世。她是《上海生死劫》的作者,她来自上海。以她的家世、经历和教育,笔者以为,这才是真正的一代名媛。

郑念,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北京,父亲为留日海归,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郑念先后就读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后赴伦敦留学获硕士学位。丈夫郑康祺原籍济南,为留英博士,双双回国后,丈夫出任民国时期驻澳大利亚外交官。“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郑念成长在一个开放西化的家庭,在伦敦留学时认识了她的先生郑康祺。郑康祺不是世家出身,正如郑念自叙:“⋯⋯从高中,清华大学,到英国留学,我的先生都是靠奖学金。如果那时我们在国内,我的父母是不会同意我与他结婚的。不过,连当年中国驻伦敦的大使也说‘虽然门不当,户不对,但康祺是一个好人,又努力,会有前途的。’我们在拿到学位后即在英国结婚。我们结婚后一个星期即乘法国邮轮经越南回国。在那船上有五十多名中国学生来自欧洲各国,多数是学成归国,也有一些人是放弃学业的。当时抗战已经开始,我们从越南到昆明,在昆明我们买不到飞机票,最后我先生在清华的教授正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给他弄到一张飞机票,由他先去重庆,我则与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对美国夫妇及一位丹麦医生乘国际红十字会的卡车走了三天三夜抵达重庆。那三天三夜我们没洗过脸,夜里睡在农民(山上)的泥地上。每到一特定的村庄,农民给我们烧一锅饭,炒几个鸡蛋,加上我们带着的干粮,算是一顿饭。国际红十字会在这些村子都埋有汽油,第二天卡车加油后即再上路。” 从中可以看到,名媛不一定意味着穿金戴银、锦衣玉食,关键是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能保持追求和正气。

身为国民政府的外交官夫人,郑念在澳洲生活了七年。上海一解放,郑康祺博士就受聘回国任上海市政府外交顾问,不久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出任英资壳牌石油公司(即亚细亚石油公司,此为唯一与红色中国保留贸易关系的西方公司)总经理助理。当时大庆油田又尚未开发,石油作为国家建设的血脉,非常重要。郑康祺与郑念夫妇俩,以他们赤诚的爱国之心,及被西方世界认可的文化气质,很大程度地化解了当时英资壳牌石油公司对中国的偏见。1957年,郑康祺去世,英方以甘词厚币恳请郑念接替丈夫的职务,直至1966年壳牌结束在中国的业务。接下来是十年浩劫,爱女梅平遭迫害致死,郑念身陷牢狱仍坚持原则,与恶势力奋抗。

“文革”中,郑念身陷囹圄,长时间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因为她宁愿忍受这钻心的疼痛也不愿衣不遮体、伤了风化⋯⋯在牢狱中,郑念受尽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劝她放声嚎哭来吸引同情,她坚决不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出狱后,她才知道唯一的爱女已死于非命,但她仍坚强地以63岁高龄离沪赴美,勇敢地扬起人生的第二段征途,并为我们留下那本不朽的著作《上海生死劫》。

离开上海前,郑念婉拒了上海博物馆要求收购她收藏的珍贵文物,而是按照她在“文革”前立下的遗嘱,将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她将自己的青春、事业、满腔的中华热血和对未来的殷切期望,都献给她生活了63年的祖国。

每每走过郑念位于建国西路的故居,里面绿树葱郁,草木依旧,但故人已不复归来。当年的郑念故居现在门卫森严,笔者只能匆匆按下快门就走了。

房子是舞台,演不完的出出都市传奇,而名媛永远是不朽的主角。

(作者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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